当然了，以统治阶级的尿性，这样的思考与悔悟，未必能持续多久，毕竟好了伤疤忘了疼才是自然规律。
而以惨烈的流血死亡带来的伤痛，能让统治阶级记住多久，也是其价值体现，虽然怎么看，都显得不那么值，甚至过分悲怆。
至少，从雍熙二年起，未来的二三十年内，蜀中的社会矛盾会处在一种相对较低的水平，这是大汉帝国统治下任何改革改良都无法做到的。
而朝廷这边，开始把蜀乱的教训，印证着放到其余道府州县的纠谈匡正上。
但同样的，还是有那么一部分人，不依不饶地，把蜀乱的根本，归咎于“税改”上来，用他们的话来说，不改革，循旧制，蜀乱就不会发生。
而新税制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了那么多问题与矛盾，已经足以引起朝廷警惕，蜀乱殷鉴在前，不可不慎......
持这番论调者，他们屁股下要拉什么屎，刘旸心知肚明，因此，给潘佑这个税改名臣一个隆厚的身后事，就是他的表态。
至于那些人所提的弊病啊、问题啊什么，刘旸从雍熙元年秋冬就开始着手解决了，他执拗地认为，税改之弊，在于执行不力，在于监管不严。
他选择通过治吏、明法、济民来调节，在证明这一套失败前，他改革之心依旧坚定。
当然，刘旸也是没办法，比起可预想的税改失败造成的混乱，他宁肯咬咬牙坚持着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治国亦如治病，药也不能乱用、混用......
未己，皇帝下诏，以开封府尹李沆为剑南道布政使，以兵部尚书致仕的老臣刘廷翰被再度启用为剑南道都指挥使。同时召还招讨使杨延昭与护圣军，奉国军万余人仍驻成都，遣还关内、山南、湖广、京西诸道兵马，各有赏赐，由此，川蜀善后诸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西南军政最核心的只有三个职位，布政使、都指挥使以及成都知府，如今都换了个遍。
徐士廉这个成都知府，有效仿乾佑后期之赵普，开宝前期之张雍的意思，这个二十多年前斗胆登闻上告取士不公的士子，正上演着又一桩宦海沉浮、际遇无常的戏码。
不得不说，过去几十年，朝廷虽然一直在吸川蜀的血，但政治地位还是一点没亏待的。前有向训、赵匡胤这平蜀的二十四功臣，后有赵普、张雍这等贯穿整个开宝时代，在开宝政治活动中起到突出作用，具备重要历史地位的名臣。
他们都与川蜀、西南结下了深厚的不解之缘，如今，随着李沆与徐士廉二人站上西南历史政治舞台，似乎新的轮回又开始转动了......
李沆与徐士廉一样，都还不满五十岁，但都曾为今上近臣，而与徐士廉精彩起伏的际遇不同，李沆的仕途要平顺得多，与徐士廉相比，就是纯纯人生赢家。
状元出身，两代皇帝看重，贤名远播，在朝卓尔不群，外放从郑州知州始，一路升迁至于京畿副使，开封府尹，那些天下官僚升迁的大槛于他而言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当然，这一切都是基于李沆本身过硬的品干，否则，以世祖与今上之用人，轮不到李沆爬这么高。
另一方面，李沆、徐士廉，都是朝中“壮年派”，又同为天子旧人，把他们放在剑南，也足表皇帝与朝廷对川蜀的重视之意。
至于刘廷翰任剑南都指挥使，还另兼西南五道巡检使，则是刘旸需要在军事上有一个既可靠、又安心的人物。
别的不提，刘廷翰资历威望是绰绰有余的，毕竟是担任过枢密使的人物。而如今的大汉军界，参与过乾佑北伐并立有赫赫战功的人已经凤毛麟角了，就连刘廷翰也是白发苍苍，愿意重新出来做事，都是皇帝诚心邀请的结果。
而年近七旬的刘廷翰，还害怕他会对朝廷造成什么危害吗？至少其做人做事的能力，能够让刘旸安心。
至于前都指挥使上官正，则以本职致仕，这还是念他在蜀乱之中平叛颇为卖力的情况下，否则，以他和王氏家族间紧密的交往关系，洛阳南市口那三百多颗人头中未必没有他......
当然，对于西南军政的调整远不止这三人三职，只不过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痛定思痛下的皇帝刘旸，是决心要对西南进行一番大整治，大乱之后的恢复期，也实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操作环境。
牵一发而动全身，西南军政的调整，折射到洛阳，呈现的则是朝堂上一场重大人事变革。
比如温国公向德明，以坚守平叛之功，代替高琼成为新的兵部尚书，高琼则调任西北五道巡检使，检查西北边防情况。
向德明调任的背后，实则还另有隐情，按道理如此急切将之上调中枢是不利于剑南善后诸事的。只是，由于他在剑南任上，打破了太多朝制的约束，尤其是严重干涉军事。
当然了，由于治世环境下地方主官具备的强大权威，各地一把手对于所在军事多多少少是有影响力的，但是向德明在成都期间的作为，还是过分触发条制，这在世祖皇帝时期可是很犯忌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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