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省博馆藏有限，河宕遗址出土的典型代表物也有限，所以，只能够在展览的形式上去做尝试了。”
这一次，河宕遗址成果展对王也秋局长一行人来说，已经足够让人惊艳了。
整个展览，在策展内容上的尝试，众人更是闻所未闻。
当王老问苏亦为何要在策展内容上做那么多尝试的时候，他也只能实话实说。
河宕遗址成果展，能够在文物上做的文章很少，没有那种可以成为镇馆之宝的出土物。
之前苏亦在白槿等人说到策展五大要素之一的镇馆之宝，并没有出现。
什么是镇馆之宝？
比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之于北京故宫，翠玉白菜之于台北故宫，越王勾践剑之于湖北博物馆，唐本真迹《上虞帖卷》之于上海博物馆……这些都算是镇馆之宝。
当然，镇馆之宝也不止一件。
北京故宫的镇馆之宝多不胜数。
所以大众才会喜欢给博物馆列个十大镇馆之宝。
北京故宫的不说。
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也不少，西周三大传世青铜器之二的散氏盘、毛公鼎都存放在台北故宫。
这三个传世青铜器，经常会被作为名词解释放入考题之中。
湖北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与曾侯乙编钟，尤其是后者，在博物馆展厅观看的时候，仅仅是视觉效果就极为震撼。
然而，放到广东博物馆，全国皆知的镇馆之宝，还真没有。
不说现在，就说，前世，GD省博像越王勾践剑这样的镇馆之宝，一个都没。
也不是说，广东考古发掘成果少，特色的文物少。
其实不少。
相对于北方震撼性的帝王陵墓发掘，广东迄今为止轰动全国的考古发现，有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遗址以及“南海I号”宋代沉船的整体打捞。
然而，但这些考古发现都在当地建造了博物馆，也就是所谓的考古遗址博物馆。
省博，并未能收藏到这些本土考古发现中的珍贵文物。
所以省博的镇馆之宝，大多数人都是叫不出来名字的。
更不要说现在，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遗址以及“南海I号”****性考古遗址，不要说展出，就连发掘都影子都没有。
省博堪称镇馆之宝的文物，几乎没有，非要矮子里面拔将军的话，马坝人化石算是一个了。
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梁钊韬教授会说要是能把马坝人化石放入展览中的话，会让整个展览的学术价值提升一个高度。
省博没有镇馆之宝，河宕遗址也是如此，除了河宕人化石之外，其他出土文物也是平平无奇。
这种情况下，给参观者带来的视觉震撼，可想而知。
这种情况下，苏亦只能在策展形式上想办法。
之前他提到的组合式文物排列。
其实很容易理解。
以前的出土文物陈列，基本上单个的，一个出土文物一个说明卡片，陶是陶，罐是罐，泾渭分明，互不干涉。
然而，苏亦却不是这样，他把这些东西都组合起来。
他用一张桌子，把河宕人使用的陶器，按照使用功能组合排列在一起。
陶器如此，石器也是如此，甚至骨器也是如此。
按照功能来组合，这种就是组合排列，没啥特别，后世的博物馆陈列展都是如此，然而，七十年代，国内的陈列展览还在起步阶段，苏亦随意的一个小改动都是引领策展潮流。
组合排列是如此。
叙事型展览也是如此。
前者很容易呈现，后者的呈现却不容易。
比如，他在河宕人的部分，就从人类起源的阶段去解说河宕人。
所以，整个单元展览看下去，就是一部人类进化史。
然而，他对整个策展的尝试。
并没有局限在这个方面。
他在展示河宕遗址发掘过程，也用叙事学的角度去诠释。
不过，他对叙事学的运用，更多是针对某个展览单元或某件展品进行叙事性展示。
这些展示属于局部叙事，而非整体叙事。
比如，河宕人化石，他其实也采用局部叙事的方式。
直接把人类起源嵌套在整个单元。
其实，他这个策展创意也不是独家的，他的创意是来自于前世的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的基本陈列。
整个基本陈列展，就由“西汉南越王二代赵昩墓遗址本体展示”和“南越珍藏——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两部分组成。
直接将赵昩墓出土文物分为南越文帝、美玉大观、兵器车马、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宫廷宴乐等六个展示单元，着重展示文物的外观造型与艺术、科技价值。
其中，在玉器单元的设计中，就直接弄了一个动画短片《玉的旅行》，通过玉出昆仑、玉龙喀什河、河床掏玉、集市交易、玉入阳关、长安集市、玉匠制玉，玉入岭南、南越宫廷、南越成器，等系列事件来说明。
直接把玉的产地、交易与制作等一系列的过程进行了概念化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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