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宗泽和冯过看来，张迪乱军犹如悬在头顶的一柄利刃，不定什么时候便会落向威胜军。之所以迟迟未落，唯一的解释便是康王。
康王常构是威胜军特殊的存在，哦，不，他是藩王，其实不该在威胜军管辖范围之内，而是自成天地。
藩王又称蕃王，是在地方官吏与天子之间的统治者，有自己的藩王国。他们可能是宗室成员、军功功臣或已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但在名义上仍未宣布独立的地方势力首领，或者由天子册封统治某地区的统治者（此地统治者将土地献上，天子再将土地册封给他）。藩王通常都有独特的名衔，这些名衔通常为地名或地域名，由天子决定。
藩王制度一直贯穿于整个封建王朝时代，从异姓王到宗室藩王，藩王制度的存在一直都是历代皇帝所头疼的时期。因而不同时期的藩王制度也是各有特色。
不同时期藩王的地位，和藩王的实际权力也是各不相同，并且不同时期皇帝的态度也是因时而变。
汉朝的藩王，论权力是最大的，但是论结局也是最为悲惨的。汉朝规模最大的藩王分封就是汉初时期的功臣封赏。刘邦的封赏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功臣。
例如萧何、张良等，但是更重要的乃是为了和韩信、英布、韩王信等人进行妥协。这些人本身是不属于刘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合作关系。
目的就是为了在打败项羽之后能够分得一杯羹。因而刘邦对他们进行封赏其实也是迫不得已为之。而最终还是要对其进行削弱或者打压。
事实也证明，在刘邦去世之前，对这些强大的异姓诸侯王进行的打压，铲除了一大批的不听从中央的诸侯。
除了异性诸侯王，还有数量众多的刘氏诸侯王，在异姓诸侯王没有被铲除之前，这些诸侯的影响还不显现。但是随着异姓诸侯王被铲除，这些同姓的也开始搞事情。
这些诸侯王在自己封地之中拥有税收、官吏任免等众多权力，导致中央对地方的管辖形同虚设，并且还发生过七国之乱，导致汉初的几位皇帝对这些诸侯王都非常不满。
等到汉武帝时期，一道推恩令的下达，使得这些诸侯王开始日渐衰落，最终烟消云散。推恩令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诸侯王无法反抗。
因为他要求诸侯王对自己的子嗣进行分封，子嗣再对自己的后代进行分封。从而日渐削弱诸侯的实力，不需中央进行打压，地方诸侯便日益衰亡，最终也无法和中央抗衡，从而解决了地方权力过大的情况。
之后汉武帝还设立了刺史一职，看似是为了监督官员，但是也担负着监督诸侯的重责。一旦发现诸侯有不法行为，便会向皇帝检举，进而出发诸侯，轻则责备，重则取消封号。
大定诸侯数量众多，但是却没有一个诸侯能够成事。主要是定初便已经将地方的政治、军事等权力收归了中央，地方基本没有机会掌握太多的权力。
大定对藩王的规定可谓是非常严格，藩王有自己的封地的，也能够享受来自封地的俸禄，但不能掌兵权，封地护卫力量也有限制，无诏令不得离开封地。
而且大定的藩王承袭制度也较为严格，唯有嫡长子一人能够承袭，其余诸子只能够为官，实则没有承袭爵位的权力。这样做确实能够防止诸侯擅权，在地方做大，乃至于影响皇权。
如此一来也导致了皇室的衰微，宗亲实力的软弱。
有些皇室近支也需要去参加科举等，寻求仕途上的进步。由此就能够看出大定皇室实力其实并不强大。
但，藩王始终是藩王，代表着皇权，至少在封地是“一家独大”的，地方官并无管治权。
也正因如此，康王官田一案爆发后，作为本地主官的宗泽只能揪张汝舟出来当替罪羊。固然张汝舟是为了讨好康王而甘做欺压百姓的马前卒，但康王府当真就不晓得此事？但即便怀疑这其中康王府才是罪魁祸首又能怎样？一是查无实据，再则于藩王而言这根本就不算事，就算百姓被盘剥到走投无路甚至揭竿而起，康王始终是康王，是当今天子之血脉，谁能奈他何？
宗泽甚至隐隐查到，张迪叛乱的背后还掺杂着康王的影子。至少，张迪与康王府是有瓜葛的，否则怎能在康王的眼皮底下作威作福？
如今，张迪荣升为“晋王”，某种意义上说倒是与康王平起平坐了，之所以迟迟未杀将回来“反攻清算”莫非还念着早前的“香火情”，又抑或是忌惮康王府的护卫力量？
大定的藩王们和其他朝代的藩王们是本质的区别的，只是只给富贵，不给权利，所以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的。话说皇子什么的可以封王，但是王的爵位只保留一代，藩王的后代们只能选择一位年纪最大的人来袭爵为公，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藩王的儿子不能再封王了，只能有一个人来继承公爵，所以大定就经常性的出现了有皇帝没有藩王的局面，实在是因为大定皇帝子嗣不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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