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则为匹夫。”——范祖禹
“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命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苏洵
文人看不起武人，镇守一方的武将受到制约，此乃大定文武之道也。
太宗皇帝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此处所说的“奸邪”，针对的就是武将。为了防范武人，太宗在抑制方面煞费苦心。
太祖对武将作战虽然也进行干涉，但基本能让武将放开手脚，自由发挥。而太宗既不懂军事，又不放心武将作战，为了牢牢掌控战场，他在战前对将领颁赐阵图，临阵对敌，命令武将必须完全根据皇帝颁布的阵图应敌。不依据阵图对敌，即便获胜，回朝后仍然要受到惩处。依据阵图应敌战败的，却可以堂而皇之地逃脱惩处。在这种奇怪氛围的笼罩下，武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碌碌无为，毫无作为。
五代武人横行，文教无人重视。常威称帝后，大力在武将中推广学习儒家经典，所谓“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其实，武将提高文化素养本是应该的事情，但常威所谓的“为治之道”，并非真正的古今治乱之道，而是儒家宣扬的忠君臣子之道。大定朝廷一方面对武将严加管束，打击毫不手软；另一方面，用忠君思想诱导武将，让其放弃个人思想，一心效忠皇帝。在软硬两手打击下，一些高级将领表现出令人啼笑皆非的行为。如党进目不识丁，为了显示自己尚文，也要在朝廷上讲几句文绉绉的话语，结果闹出笑话。太宗时，武人王显出任枢密使，太宗告诫他：“爱卿世代并非出身儒门，从小遭遇兵荒马乱，一定缺乏教育，学问不多。如今爱卿在朕左右日理万机，一定没有空闲时间博览群书。”随即太宗赐给王显《军戒》三篇，说：“看看此书亦可以免于尴尬。”对武将不重视军事素质的培养，反而以所谓“提高文化修养”来要求武将，未免本末倒置。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大批武将将精力放在了扮演“儒雅”上，而不是如何提高自身的军事素养。
随着大定统治者对武将有意打击、压制，越来越多的武将不求上进，明哲保身。那些稍有所作为，或者有所抱负的武将，在大定重文抑武政策下，要么终身才华得不到施展，要么被打压、排挤，落个悲惨的结局。
定初武将呼延赞出身将门，久经沙场，勇猛异常，一心想上场杀敌，报效国家。当时太宗两次武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均告失败，对契丹心生畏惧，不敢发动第三次北伐，呼延赞向朝廷献计献策，并请求带兵戍边。为了表示抗辽决心，呼延赞全家人身上都刺有“赤心杀契丹”文字，其子耳后还刺有“出门忘家为国，临阵忘死为主”两行小字。呼延赞为了使家中幼儿长大后身体强健，甚至在冬季用冷水浇其身体。呼延赞还自己设计降魔杵、破阵刀等重兵器，希望将来在战场能够一展身手。但太宗对呼延赞并不欣赏，雍熙北伐时，仅仅因为厌恶呼延赞的装束，几乎将其斩首。一心向往上阵杀敌报国的呼延赞最终困顿死于军营庶务之中。呼延赞的遭遇，正是当时武将群体因自身角色而造成悲剧的缩影。
在“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大环境下，与哲、五代相比，大定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性转化：社会的优秀人才不再愿意或主动进入军营，文臣更不愿意改换武职。
真宗时状元陈尧咨射术高超，但他宁肯担任级别较低的文官，也拒绝出任更高级别的武职。即便是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范仲淹，在与西宁作战的关键时期，朝廷为了鼓励武事，下令其与文臣韩琦、庞籍、王沿一同改任高级武职观察使，但范仲淹等人接到任命后，先后上书坚决辞之。德宗宗、理宗朝，以兵略见长，着有《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三略讲义》等兵书的何去非，其最大的愿望不是成为着名军事家，而是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武职身份改为文臣。
此外，大定推行募兵制度，士兵成分极为复杂，破产农民、地痞无赖，甚至罪犯都能混迹于军队之内，这严重削弱和降低了军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严。于是，社会上视当兵为贱职，连带着武人地位自然降低。
在此背景下，参军报效国家成为不受人重视甚至蔑视的事情，文臣将武人应该承担的角色包揽下来，在战场上遥控指挥，排兵布阵，众多的武将则沦为指挥系统中的配角，毫无发言权。当时朝廷军事枢纽枢密院中武将寥寥无几，地方驻军也基本由文官任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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