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时至今日，党争似乎已趋于平歇，实则只不过是表面风平浪静内里暗流涌动。
司马光在变法时隐居洛阳达十五年之久，是以废除新法之彻底，不能不说他受到了自己数年来政治上郁郁不得志情绪的影响。
这……算不算是报复性的泄私愤？恐怕唯其自知了。
他把变法带来的一切消极影响的责任全部推给了王安石，说他不顾大局，肆意妄为，说他的变法只会让朝廷动荡，百姓不得安生。接着全面否定了新法，新法被废除。
而后，高太后对司马光更加信任，甚至在司马光死后，还将他的变法措施推行的更加彻底，并启用了大批保守党人接管朝廷要职，此即“元佑更化”。
在冯过看来，元佑更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斗争的过程，是新党和旧派的权力之争，也是对大定王朝国运的一次赌博，实际上就是历史倒退的过程。虽然王安石新政有些措施较为残酷，但对大定王朝来说，是一次进步。而元佑更化，对大定王朝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
其中除了司马光有“公报私仇”之嫌，另一位主导这次更化者更需谴责与批判，即高太后。
高太后出身将门，其曾祖为定初名将高琼，祖父是名将高继勋，母亲是大定开国元勋曹彬的孙女。她对熙丰新法一直持否定态度，但因皇朝的家法，无法出面干预。
她垂帘听政后，便成了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使用“以母改子”的政治手段，反对新法。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高太后垂帘后，“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尽行仁宗之政”，尽量与民生息。她治下的九年，史称“元佑之治”，被认为是大定天下最太平、百姓最安乐的时代，堪比汉朝的“文景之治”和大昌的“贞观之治”。
她本人崇尚节俭，以朴实着称，恭勤俭度越前古，常对皇帝比喻：“一瓮酒，醉一宵；一斗米，活十口。在上者要尽量减少浪费，提倡节俭。”衣饰除朝会典礼，她在宫中常用补衣，不用丝锦。宫中膳食，只用羊肉，因为羊吃草，不需用粮食。但牛因能耕田，严禁食用。她过生日的时候，御厨别出心裁地用羊乳房和羊羔肉做成两道美的菜肴呈献。她得知后，说：“羔羊在吃乳时期，杀母羊取其乳房，羔羊就要断乳饿死，羔羊幼小，烹而食之有伤天道，”即命将菜撤去并下旨不得宰羊羔为膳。她甚至还常到御房，视食器刷洗是否干净，并戒以节俭以不可奢侈浪费。
她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理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内弟的官，高后谢绝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后来皇帝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她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太后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
她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理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见奏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她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执政期间，她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可谓是：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后人称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然而，大定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佑时期一直延续到理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夹杂着许多无法说清的个人恩怨。
总而言之，因人易政的反覆变换使得民众与官员无所适从，对未来惶惶不安，使不管好与坏的法律都效果大减，党争也进入不可收拾的馀地沦为意气与仇恨之争而非政策讨论。
英宗亲政，年轻的皇帝早对高太后不满，决意要继承德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他重新起用变法的章惇、蔡卞、曾布等人，恢复新法。同时，将旧党主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贬官流放，将韩维等三十人贬官，已去世的司马光、吕公着等人甚至被毁墓来追加惩罚。朝廷把元佑时期打击变法派的人称为“元佑党人”，定“元佑党籍”七十三人。在对旧党不遗余力打击的同时，变法派内部也内讧不断，相互间打压迫害，党争已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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