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之争乃是情理之中，毕竟史书史书只是后人记录之事，这其中因政治需求或个人喜恶总会有失偏颇，各种版本的史书都有出入，该如何认定？终究还是看个人选择。三观不一，政治立场不同，便会有不同的认知。
荀彧是忠是奸之争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争论从一开始就没有停过。
冯过也算是知道那个时空为何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会有好些处“错误”了，大抵是因为争论过多必须要做出一定程度的妥协以抚慰那批参与者吧。嗯，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且有众多“无名之辈”参与其中。
另外，不止《资治通鉴》有错讹之处，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也不是无暇美玉，其中有纰漏之处，比如：
一、关于秦始皇出兵匈奴的记载：“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史记.秦始皇本纪
“後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史记.匈奴列传
二、关于韩信请封齐王的记载：“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遂平齐，乞自立为齐假王，汉因而立之”——史记.田儋列传
“齐地已定，韩信自立为齐王”——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淮阴侯破齐，自立为齐王”——史记.陈丞相世家
《晋书》的纰漏之处举例：
《晋书·文帝纪》记载曹髦被杀之后，成倅兄弟的结局是“太后从之，夷济三族。“而《荀勖列传》中荀勖的上表却又称“成倅刑止其身，佑乃族诛，恐义士私议”，也就是荀勖的上表体现出成倅并未被诛灭三族，两条史料自相矛盾。
而《资治通鉴》虽被誉为“体例严谨，脉络清晰，网罗宏大，体大思精，史料充实，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但《资治通鉴》本身也有很多错误：
如对云台二十八将的排列顺序有误；将“特勤”误为“特勒”，《资治通鉴》对此并无纠正，将错就错，《资治通鉴》卷一六四：“土门自号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子弟谓之特勒。”
将只见诸野史的杨贵妃、安禄山之事纳之正史而失之客观。
《资治通鉴》卷一：安王五年，“三月，盗杀韩相侠累”。而同为《资治通鉴》卷一，记载周烈王五年：“韩严遂弑哀侯…严遂令人刺韩廆于朝”。
司马光此处将“严遂”、“韩严”二人误当成同一人。
《资治通鉴》记载：“其屯戍四方者，闵皆以书命赵人为将帅者诛之”，而《晋书》则记载：“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由于后赵实行部落兵制，其绝大多数军队由胡人组成，各地高级将领也绝大多数是胡人，李农和冉闵则是唯一的例外，而且此时李农冉闵也不在地方上，且不说各地的“赵人为将帅者”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他们也根本无法诛杀胡兵，因为军队绝大多数是胡人，他们手中根本就没有用来诛杀胡人的优势兵力，所以《资治通鉴》的记载是无法成立的。
《晋书》载吕光的第一个年号“太安”，而《资治通鉴》记载为“大安”。
舍《史记》的纪传体，未据《纪年》详加考查，只增加齐威王十年，减少齐湣王十年，以求与《孟子》记载齐宣王伐燕的事迹相同，另乐毅伐齐中也有不少错误。
其中的很多内容，是道听途说，如“王莽毒死汉平帝”，这是新莽末年起义者所编造的谣言，被司马光等人当做信史来写，是很不负责任的。
朱熹在《朱子语类》的〈历代一〉中，有直接的批评：“温公不喜权谋，至修书时颇删之，奈当时有此事何？只得与他存在。若每处删去数行，只读着都无血脉意思，何如存之，却别作论说以断之。”又说：“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之类多矣。”
等等。
另外，《资治通鉴》也有不少缺点，如《资治通鉴》着重于政治与军事的着墨，对于经济方面记载不多，如载“租庸调制”仅“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二十余字，《通鉴记末本末》只收录两则与经济有关的史料，至于文化、艺术、宗教谈得更少。
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等，《通鉴》皆不取，但对于“诗赋有所讥讽”者则采之，如卷一百四赵整作歌、卷一三四百姓为袁粲作歌。杜甫这样的人物，甚至只提到一次。柳宗元是政治人物，文学地位虽小于杜甫，司马光却把他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两篇大作收录起来。
《通鉴》写白居易很多，因为他是翰林学士，多次上书，时时评论朝政。晚唐藩镇割据，朝廷姑息，司马光对杜牧的文章十分欣赏，曾将《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五文摘入《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四。又如韩愈，乃文起八代之衰，积极扞卫儒家道统的文人，但却对其学术文化贡献只字不提，只收录其《谏迎佛骨表》及《送文畅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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