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相国寺还是东京的商业文化娱乐中心。每月初一、十五和逢三逢八的日子，大相国寺都开放庙市，供百姓交易。每到集市日，一进大三门，就是飞禽猫犬市场。走过第二道三门，分别是日用百货区与果品脯腊区。大殿前专售文房四宝，大殿两侧廊下都被帽服首饰摊占领。大殿后到资圣阁前，书画珍玩交易最吸引看客，其次就是土产香药区。卜卦算命的各路方士则在后廊下一排坐摊。欧阳修、米芾、苏轼、黄庭坚等名人常常踏足此地，或寻找古籍，或购买笔墨纸砚，或于书画珍玩摊前流连忘返，上演了大定一幕幕趣闻逸事。
除了一月八天开市日，大相国寺也有许多群众性的游乐活动，其中以一年一度的上元赏灯最为壮观。每年四月初八佛祖生日，大相国寺的浴佛斋会也是热闹非凡的。除此之外，东京士民习惯在冬至那天游览大相国寺，而资圣阁纳凉，相国寺赏雪，也是他们的最爱。
今天初十，并非庙市开放日，又刚过了佛祖生日，大相国寺却仍是熙熙攘攘一派热闹景象。
冯过是无神论者，来到寺庙只当游玩景点。董小宛、应素白包括资南嘉可都是虔诚的佛教徒，逢庙必布施上香。
大定建立以后，权力中心为了杜绝当朝武将专权，他们制定了“重文轻武”的指导思想，在社会道德上，大定的统治者提倡忠孝，在思想上，他们推崇以儒为主、儒释道并重的策略。
正因为这样的政治和人文环境，对佛教加以了保护和利用，佛教文化得以快速发展，呈现出繁荣的强劲势头。大定佛教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僧尼数量的激增。大定刚刚立国之时，初度僧主要有试经度僧和特恩度僧两种形式。
到了德宗期，由于财政吃紧，为筹集财力，地方政府经常乞请朝廷准允出售度碟，以此增加收入。时至今日，全国僧尼数量还有逾四十万人。
第二，大定佛教寺院暴富。寺院不但占有大量土地，而且拥有大量房产。寺院享受很好的免税政策，政策规定：寺院月收房租一万五千以上，季收粮食百石以上，才达到缴纳助役钱的底线，数字可以造假，税费可以规避。“捡了小麦做烧饼，全是赚得”，各个寺院都富得流油。还有一组数字显示：当时黄州齐安的永兴寺，一次重修寺院，就耗费掉七十万两黄金；峨眉山扩修普贤菩萨像，一次就耗资黄金三千两。可见寺庙是多么的有钱。
第三，佛学翻译成果丰硕。许多梵文经典先后被翻译成汉文，对佛教事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太平兴国六年，太宗下诏，在太平兴国寺建译经院，七年，译经院建成，太宗诏令梵僧天息灾、法天、施护等入院译经，并令光禄卿汤悦、兵部员外郎张泊参详润色、内侍刘素为都监，组织极为严密。太平兴国八年，改译经院为传法院，诏令选童子五十人入院学习梵文，培养译经人员。同时，在传法院西侧设置印经院，以刊板幕印新译佛经。
仅汴京寺院约有九十所。这九十所寺院，对汴京佛教之传播与发展，与社会、文化之变迁，能不发生相当之作用与影响乎？如相国寺、开宝寺、天清寺、景德寺及龙兴寺便是天下名刹，作为皇家寺庙的大相国寺更是汴京最大的“商场”。
资南嘉几个小姐姐虔诚的上香祷告，也不知许了啥愿，冯过的心思却飘到了他处。嗯，不知道寺院后面寺属过的菜园，鲁智深是否倒拔过垂杨柳？
为此，他特意问了沙弥。
沙弥迟疑着答复，菜园子确是智深大师，有没有倒拔垂扬柳确是不清楚，但怕是不大可能，大师毕竟已年过古稀了，不大可能拔得起杨柳吧？
冯过有些懵，七十多岁啦，除非是隐世不出的“扫地僧”，否则不会藉藉无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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