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九，卯时刚过，江南贡院前的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密密麻麻的聚集了上千人。
今日会试放榜，虽在辰时，但举人们皆想着第一时间知晓上榜与否，大多早早的便来抢占前排有利地形。当然，这些抢位置的以仆从居多，举人老爷们得自恃身份。
科举考试先后有三榜：桂榜、杏榜和黄榜。桂榜为乡试录取举人的公告榜，因放榜时正值桂花盛开的时间而得名，头名称为解元。杏榜为会试录取贡士的公告榜，因放榜时正值杏花盛开的时间而得名，头名称为会元。黄榜为殿试之后朝廷发布的录取进士的公告榜，又称金榜，金榜头名为状元。
贡院周边的茶楼、酒肆亦是人满为患，同乡或者相识的士子围成一桌，心不在焉的聊着。
有人叹曰：“朝廷保密做的好，考试日方知主考官是石斋先生，某……今科怕是难过了。”
边上的人便说：“ⅩⅩ兄制文上佳，即便不符石斋先生行文风格，也是定能过的。”
先前那人叹道：“难哪，某只求副榜有名便心满意足了。”
所谓“副榜”，乃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附加榜示。在乡试、会试后，除发布正榜外，另加取若干名列入副榜。乡试每正榜五名取副榜一名，名为副贡。副榜有名的人，不能同举人同赴会试，但可参加下次乡试。会试副榜有名的人不能参加殿试，但仍可参加下次会试，也可由吏部授予低级官职。
至于“行文风格”，则是科举考试的弊端了，说穿了便是揣摩主考之意。
科考选文均主张“清新雅正”，自然房考、主考也应依此衡文，但事实却不同。事实是科举是否中式的实际标准，不是一再强调的清新雅正，而是主考的文风理路，随之产生的便是举子们对主考文风的揣摩。这是科举考试中的一种弊端，但还不能算作作弊的方式，揣摩的风气出现在会试中的情况较多一些。
根据不同的情况，举子们所用的揣摩方式各不相同。一种是应考举子事先打听本次主考为何人，他的作文风格属于哪一派别，之后在进场答卷时，便以主考的风格为标准，这样可以获得中式的更大几率。
这是在了解主考的情况下，可以揣摩主考的文风，如果不了解主考，或不知道主考是谁，就要另寻其他的揣摩方式了。会试与乡试的风气不同，应考不同的科试就要符合不同的风气。不识得主考，也无法知道主考喜好的文风，那便只看近几科的闱墨，会试文风不会骤变，要想猜中主考的选择倾向，揣摩近科取中的闱墨就是最便捷的途径，对应考举子来说，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另有一种揣摩的方法是针对题目本身。考生首先揣摩题目有哪几种旨意，同时还要揣摩出题人评阅此题时，大致会倾向于哪一种旨意。对题目本身旨意的揣摩是举子写作文章时的共有过程，其结果可能是文章写得好，但不一定中主考之意；对主考主意倾向的揣摩，更容易让他们的文章得到主考的赏识。
举子揣摩文风固然是为了被取中，但是让他们岌岌于此的根源其实在于主考。
初看考官的选文原则并没有什么非议之处，主考选文是遵循朝廷“清真雅正”的旨意，但是在具体的实践当中与之不同。主考或许实际是按自己的文章风格进行选择，譬如“枯淡艰涩”一路，这样的选文标准已经背离了朝廷的原则，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主考手中了。
主考对文风的偏好和选择，往往是举子们执着于揣摩的根源。这一导向造成的结果就是举子抛弃了文题本旨，或者仅以主考的意旨和风格写作文章，完全失去了科举的意义。
譬如，据传内阁首辅蔡京尝对翰林院人员说：“圣上留意青词，近日嫌阁臣做的无佳句，你们是翰林衙门，设或圣上考试起来，定须早为练习才是。我日前拟了几个题目，你可拿去做做我看。”此处虽非指乡会试，但乡会试中此类现象亦常见。举子迎合主考，主考迎合皇帝，层层递进，选文的标准偏离了本初目的，举子的写作也背离了科考初衷。
资哲便说：“但是文章是件有定评的公器，所谓‘羽檄飞书用枚皋，高文典册用相如’，怎好拿着天下的才情就自己的围范？”这正是对主考仅据已意来评判文章这一现象的不满。
正所谓“此虽因题制宜，而主司好恶亦关焉”，可见这一现象在科举中是常见的。在这样一种趋势之下，举子们的揣摩风气自然形成了，“不要文章中天下，只要文章中试官”，也就成为了他们追求的目标和努力的导向。
此乃公开的“舞弊”，无可厚非。
本科主考官杨廷和，性格安静慎重，所作文章明白畅达，很有法度，想凭词丽华章取胜之文几无可能被取中。偏生“另辟蹊径”的考生并不少，结局悲催只能怨自己运气不佳了。
冯过并没去贡院，这得怨陈亮。
好吧，谁也怨不得，怪他自己没控制住，居然和酒仙同场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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