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陈亮果然在“半山园”住了下来，至于是否秉烛夜谈就不得而知了。
虽是初次见面，冯过几个对王棣观感甚佳，此子出身名门，单就顶着王安石的名头便可在江宁府横趟，但其却是低调优雅谦逊有加。
都说“官二代”坑爹，大抵只是一小撮害群之马罢了，真正有作为的上位者对子女后辈的管教却是极严厉的。也唯有如此方能代代相传，长盛不衰，譬如王氏家族。
临川王氏先世衰徽无闻，至王观之、王用之兄弟，始起家为吏，再到王用之子孙辈开始兴盛，王用之娶妻谢氏，封永安县君，生有五子，其中长子王益和五子王孟最像父亲。
王孟官楚州司理参军，其子沆，官荆南府建宁县令。
王益，祥符八年进士，历任建安主薄、临江军判，知新淦、新繁县，天圣时以殿中丞知韶州，终官尚书都官员外郎，卒赠工部郎中，后以子贵追封楚国公，赠太师中书令。王益中进士和做官，标志着临川王氏已经崛起。
临川王氏传到王益的儿子辈时，家族臻于极盛。王益娶妻徐氏、吴氏，生有七子：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
其中王安仁有文才学问，尝以五经教授弟子于江淮间，其门下成器者甚众，后以进士下科补宜州司户，终官于监江宁盐院，着有文集十五卷。
王安国，熙宁初以材引召试及第，除西京国子教授。后历任崇文院校书、秘阁校理、着作郎、大理寺丞，屡以新法力谏，后为吕惠卿所诬陷，卒年四十七岁。
王安礼，嘉佑六年进士，历任着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知润州、湖州，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后升知制诰，以翰林学士知开封府，拜中大夫，时任礼部尚书。王安礼为人刚直宽谅，多次以直谏闻名。当年苏轼下狱，情势危急，无人敢救，独王安礼从容上谏英宗，使苏轼得以减轻处罚。
在王益七子中，最优秀的当属王安石。王安石之后，临川王氏也随变法失败而日益衰落。
王安石娶妻吴氏，封越国夫人，生二子：
长子王雱，为人聪敏过人，有才学，未及冠已着书数万言。治平四年进士及第，累官至天章阁侍制。王安石变法，王雱实导之。但其人慓悍阴刻，无所顾忌，为政尚严酷，年三十三岁去世，特赠左谏议大夫。
次子王旁，初以父官荫江宁府粮料院勾当，累官奉议郎秘书省正字，现辞官回临川定居。
王安石家族，从他爷爷辈到他儿子辈，四代人六十九年间，登进士者八人。即叔祖王贯之、父亲王益、长兄王安仁、四弟王安礼、五弟王安国、六弟王安上、长子王雱以及他自己。
到了王棣这一辈，似乎没落了下来，唯有王旉（字元济）荫官，余者皆未入仕。
冯过倒是知道，在那个时空，靖康之难过后，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
靖康元年，又被追夺王爵，毁去配享的画像，降王安石从祀于庙廷。
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今日之祸患，人徒知蔡京之罪，而不知天下之患，生于安石。”
除了宋高宗外，理学家们对抨击王安石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原来王安石在世时，就与理学大家程颐、程颢兄弟针锋相对。
到了南宋，理学兴起，这些所谓的“理学名臣”自然要攻击王安石。比如说朱熹，就批评王安石，“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罗大经也认为，“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北宋灭亡怪王安石，南宋偏安东南也怪王安石，在官方舆论的主导下，王安石的地位越来越低。宋理宗因尊崇理学，被后世称为“理学皇帝”，他于1241年下诏，将周敦颐、二程、朱熹从祀孔庙，同时将王安石的排位从孔庙中扔出来。宋理宗还指责道：“王安石谓天变不足畏、神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语最为万世之罪人”。
这种看法一直到清朝时期，有人甚至将王安石与王莽、贾似道并列，说他们“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直到近代，随着思想的解放，人们才认识到王安石并不是“乱国奸臣”，而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
但，如若没了“靖康耻”，就没有之后的各种对这位改革先锋、变法达人的抹黑了吧？
你看，王棣不就改变人生轨迹了么？
不管怎么看，“事功学说”在这个时空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辛弃疾、陈亮便是本派大佬。
事实上，本朝首辅蔡京算得是王安石的拥趸，悲催的是，这也恰是“事功学派”最大的悲哀。
王安石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正是“用人不当”。
纵观整个变法派中，除王安石本人操守尚无非议外，他最看重的支持者与助手，如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德行多有问题，有的当时就被视为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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