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不少获奖作品参加完部里、市里的展览，都又得送回原厂来。
那么从建国之后到现今，几乎每年还都有留存下来的大作，自然到了一个惊饶地步。
而这也正是玉器厂职工一直待遇不高的原因。
想想看，本来就利润不高，上交利润又多留存少，再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大型作品的创作上，哪儿又有钱贴补职工们呢？
这就叫恶性循环。
要两家玉器厂真正的好日子，还就是接待外宾这事儿解禁，允许他们自行售卖产品的这两年。
因为这年头老外也是人傻钱多，他们的心态其实就跟咱们今的出国游旅行团似的。
来这儿一参观，视觉一受震撼，那都不用忽悠，往往就会自发性的一通“爆买”啊。
结果一下厂子就富了，职工们也就滋润多了。
当然，厂里的好东西可不光是数量上“多”，这些东西的艺术水准也是特别高，还影精”与“美”呢。
要知道，玉器厂里可不但有现今挑大梁的老师傅们，每年送去参与评奖的优秀作品，还另有许多名家留存的稀世珍品呢。
比如解放前，京城玉器业艺人中就曾流传有一首顺口溜。
“叫花子，潘秉衡，辣椒，刘德盈，诸葛，王大头，下三滥，是何荣。”
这并不是骂饶话，而是指京城玉器行中的“北玉四大怪”，每句顺口溜道出了其各自的突出特征。
而这四个人后来可都被吸收进了京城玉器厂，每个人均有佳作留存。
像“四大怪”之首潘秉衡，此人一心扑在琢玉上，生活里不修边幅。
晚年竟得了个“玉饕”的外号，可见其痴迷程度。
他的主要工艺成就是，发明了套材取料的办法。
并于1937 年把乾隆朝已经失传的玉器压金银丝嵌宝工艺重光，此技艺后来又被称为“金镶玉”技法。
如今他的作品在厂里还能见到的有，碧玉《待月西厢》、松石《二乔理妆》等。
那都是各色宝石、象牙、珊瑚等珍贵材料互相结合的作品，漂亮、巧妙与华丽程度，远不是今日人们所能想象的。
尤其是一尊珊瑚《六臂佛锁蛟龙》，更是潘秉衡巅峰之作。
其艺术水准远超已经被法国巴黎卢浮宫、美国费城博客馆所收藏的“珊瑚黛玉戏鹦鹉”，“俏色玛瑙嵌宝蚌佛”，这些同样出自其手的佳作。
刘德盈呢，他在业中被推赞为立体花卉的宗师。
其花卉作品在工艺上综合立体圆琢、深浅浮琢和镂空琢，被称为“耍手艺见功夫”。
要知道明清两代京城玉器的花卉作品多为平面浮琢，单件的单体圆琢和镂空相结合的产品极为少有，即便有也只是浅浮琢。
可刘德盈却能从改进工具、提高工艺技巧着手开始创新路。
他最擅长做珊瑚花卉，利用多枝杈的料形，在制作技巧上，常用钻铊或勾铊施艺使花枝的穿枝过梗和花卉的翻转折叠联系起来。使花、叶、梗三层气韵贯通。
虽然由于工具的局限，对茂密的花叶只能做一面活（即正面）。
但是因为章法安排得体，花、叶、梗的翻卷折叠有序而变化多端，作品最终便能达到三面的环视效果。
京城玉器厂留存他的作品不多，仅有利用一块主枝较粗、枝杈不繁的珊瑚材料构思创作的《百鸟朝凤》。
瓶体的一边是盛开的牡丹，另一边是一棵枝高叶大又挺拔的梧桐与瓶盖上的枝叶相接直通瓶顶。
梧桐旁立着一只祥凤，低头窥视艳浓的牡丹。
梧桐枝头，鸟儿成双作对，展翅欲跃，似一派新秋光景。
就这件玩意，在众多的精品中异常引人夺目。
因为太生动太形象了，一切细节的形态都是人们想象不出的完美表达。
任你再没有艺术细胞，也得好好看一阵才能把眼睛移开。
再第三位王树森，他以“花片”和琢制“怪人”闻名。
诸如达摩、济公、钟馗，以至屈原、李白等。
所谓“怪”，是王树森的创作思想“精品必绝”的表现。
他的“怪”在不落俗套，有自己的表现形式。
厂里能见到他的作品有玛瑙《屈子行吟》、珊瑚《观音渡海》、松石《韩湘子》等。
另外，王树森还有一手独到的玛瑙“俏色”技巧。
他创作的玛瑙《五鹅》，是用一块带红色的白玛瑙制作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俏色经典之作，常罕见的出现了十四处俏色点。
五只鹅全是红冠、白羽、黑瞳，造型形态逼真、惟妙惟肖、意韵丰富。有似“活鹅一般”。
无疑这是一件千古绝唱的“孤品”，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隐喻了“丰衣足食”的太平盛世。
而其“花片”代表作品，京城玉器厂尚存有刚刚完成的高翠《龙凤呈祥》和《女散花》。
这两件作品料质都是少见的“美玉高材”。堪比他1979年为国庆献礼制作的《群仙贺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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