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打1968年7月26日京城六十多个工厂三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红色思想宣传队”，进驻京城各大专院校那一日起，“工宣队”便在伟大领袖的支持下，迅速接管了京城学校的全面领导权，在当时，可谓权势熏天、红极一时。
但是，在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并顺利解决了派性冲突，结束社会上的混乱局面之后，尽管“工宣队”还要参加学校中的斗、批、改任务，甚至号称要永远领导学校，可由于这些抽调来的骨干工人文化水平实在有限，对于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又不熟悉，他们并不能自始至终地全盘掌握住局势，承担下这份艰巨的责任。
于是自从1970开始，各处的工宣队便因为各种各样失误、错误，乃至内部纷争等等原因，开始逐渐丧失前些年建立起来的权威和公信力，到最后，“工宣队”所能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小，留在所驻单位的人也越来越少。
应该说，以胡二奎天生趋吉避凶、善于钻营的眼光，他并不难发觉手中权力日趋衰微的苗头，可由于他是为躲避陈德元才来的“分指”，即便感觉到了某种紧迫的危机感，在陈德元还主掌煤厂大权的时候，他也不敢轻易调回原厂。
不过好在陈德元1972年的时候因工伤去世了，那么胡二奎自然也就像挣脱了锁链的毛猴儿一样，重新开始上窜下跳地为自己前程运作起来。
要说这小子在这一方面还真是一门儿灵，他靠着这几年私底下弄的“外快”和炉火纯青的“溜须”本领，不仅很快就成功地调回了南横街煤厂，甚至还重新获得了“军代表”的欢心，级别上也被提升了一层，居然捞了个保卫科的副科长干。
那么既然有了最高领导的支持，手里又有了点儿小权力，再加上过去的这点儿人脉关系和邪门歪道算计人的本事，紧接着，他便很顺利地在煤厂吃“开”了，不但在各处办公室混得如鱼得水，也糊弄得厂里不少青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依附于他，竟然很快就在身边结成了一个以他为主，能量不小的利益同盟。
而贪心不足恰恰是人的本性，到了这一步，他自然也就萌生了更多的野心，开始把目光盯准了生产科主任赵丰年的位子。
其实要按理说，赵丰年在工人中的威望很高，军代表也对其相当的信任和依仗，就凭胡二奎这块只懂得溜须拍马、好吃懒做的“胡嘎巴儿”，要想取而代之实在没多大希望。
可你别看胡二奎没真本事，那不要紧，他会坏呀，这小子竟然懂得声东击西、曲线救国的法子。
他找准了机会，借着上级传达“发展液化石油气”的新指示，要求下属煤厂增添一个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主管领导的机会，在一次大吃大喝的酒桌上，他竟然主动帮赵丰年当起了说客。
并且最终还真的做通了以“军代表”为首的各位厂领导的工作，把赵丰年提拔到了主管液化站和机械生产的副厂长位置上。
那么自然，赵丰年这么一动位置，生产科主任的职务也就成了他胡二奎的囊中之物。
不过说句实在话，其实胡二奎想干这个主任，倒不是对抓生产任务的工作有什么偏好，关键是生产科主任管得摊子大，还有一定的自主权与京西门头沟的煤矿协商原料采购的相关事宜，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他一旦坐上这个位子，就能有更多为个人捞好处的机会。
可是好处虽然不少，但吃苦受累也是明摆着的，因为生产科在工作上的艰苦和难题在各个科室中居于首位，而且责任重大，特别是冬天，要操心的事儿简直太多了。
而对于这一点，胡二奎也有自己的小算盘。这小子为了找个人替自己“背锅”，便又动了下歪脑筋，十分“厚道”地把熟悉这方面业务的严福海给拉来做了副手。
表面上是他对于严福海的认可和提携，可实际上，这不过是他找了个替自己担责任，替他干活的“长工”罢了。
但恰恰是这么一来，他却是又误打误撞行了一步妙棋，因为不但赵丰年看在严福海的面子上，再也说不出什么来，他还因此白白落了两份人情，一个好名声，可真算得上溜光圆滑，完美无瑕了。
而自此之后，他干活不用操心，好处拿得一点不落空，那日子简直美透了。同时又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他完全可以用这些私拿的“好处”更加游刃有余地讨“军代表”的欢心，和维持与其他部门领导的“友好”关系。
于是慢慢的，他这个生产主任便做的分外如鱼得水，一时竟成了彻底压过赵丰年风头的煤厂红人，在一种极不正常的交口称赞下。渐渐的，他也就把整个生产科，以至于整个煤厂的风气都给带坏了。
老实人、踏实人在他手底下吃瘪受罪，而那些拍他马屁，爱讨好他的工人，则成为了他有意关照的心腹。
那么也就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顶替父亲名额，解教之后回到煤厂上班的陈力泉，在其手下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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