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军若能改弦更张，弃暗投明，里应外合，一举歼灭江右齐军，大丈夫功成名就，封侯拜相，千古青史，唾手可得也！”
“此乃某平生所求！”
早在弘光十五年春，督师阁部阮大铖西征前夕，第三次派出秘使前往南昌，劝惠登相改弦易辙，“建不世之功”。
不过当时惠登相正率投降明军在江西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自然对南明劝降没有任何反应，哦，唯一的反应是将南明使者耳朵和鼻子割掉，却没有把人处死。
惠登相没有灭口的行径，让南明君臣看到了让这位“忠臣”反正的一丝可能。
接着，弘光朝廷在江西的最后存在——赣州大明督师万元吉——也派出密使劝说惠登相反齐，还给惠登相送去了一箱子东珠和珊瑚。
惠登相被南明朝廷的真情实意深深打动，当然，打动这位降将的最关键因素不是东珠和珊瑚。
“弘光皇帝屡有手诏，许公能以江西归明者，即举江西封公，亦尝达一二乎？”
这样裂土封侯的封赏，是大齐和刘招孙不能给惠登相的。
惠登相心动了。
促成惠登相二次反水的最关键有两点：
首先是江西巡抚和巡按对惠登相老家的废除私产行动，当然在当事人看来这等同于抄家。
惠登相在山西，在湖广积蓄多年的财富，被齐国民政官“清理登记造册”，全部打包运往南昌、武昌等地府库。
第二个因素也就是导火索，正是江西江南各地风风火火如火如荼的反对“禁缠足令”。
齐国颁布的“禁缠足令”在江西各府县引起强烈反弹，上至知府县令耆老乡绅，下到贩夫走卒村夫匠户，都对这项“暴政”充满愤怒，部分地方上有影响的豪右名士，甚至扬言：
食可尽，头可断，血可流，足不可不缠！士大夫节操不能丢！
饿死事小，缠足事大！
一些先前隐居乡野，不愿与大齐合作的前明遗老们，突然复活一般，开始络绎不绝拜访惠登相府邸，如姜曰广等人，这些人日夜劝说惠帅采取行动，“不可辜负江右民心”。
加上南明将领何腾蛟等人的反复劝说，惠登相终于下定决心，在江西搞一把大的。
当然，他起事的地点没选在南昌九江这样的通都大邑，因为齐军在这些重要城市驻兵较多，惠登相深知齐军实力，他也不敢去触那个霉头，他最后把造反的地方选在临川，时间定在了四月十八日。
之所以选在这里，无非三个原因：
其一，临川位于赣南，距离福建相对较近，一旦起事，方便福建明军接应；
其二，临川府城明军力量薄弱，只有不到一百齐军驻守，而且一半是辅兵；
其三，临川服膺程朱理学教诲，百姓多知圣人之言，对禁缠足令暴政义愤填膺，对齐国怨恨极深。
此时的江西巡抚、巡按，江西留守蓑衣卫等，已对惠登相暗中联络弘光朝廷的行为有所察觉。
东林寺的静安法师——没错，就是吴霄联络的那个老和尚——完全掌握了惠登相企图反水的罪证。他们将这些罪证呈报南昌方面，奈何齐廷一直没有反应，章东只说玩大家“稍安勿躁”。
意识到计划可能暴露的惠登相，于广德元年四月十五日提前发难。
惠登相设宴擒杀前往督促执行禁“缠足令”的江西巡按成学东、布政使卞龙尺，江西御史叶大成，并宣布反齐复明（成学东早有觉察，没有赴宴，逃过一死，其余两人皆殉国）。
临川城内投降大齐的前明官员，“尽弃黑淄而换冠裳”，少数不愿追随反齐的官员被处死。
危急时刻，江西掌印都司柳同春抛下妻儿家属，缒城而出，乔扮坡脚道人，星夜逃往南昌报告临川之变。
远在南京，风雨飘摇中的弘光朝廷听到这个消息，立即诏封惠登相为豫国公，加封太子少保，让他统领江西军政大权。
赣南其他三个府县已经投降的明军，也纷纷响应。他们或据城反齐，或毁城逃走，与临川明军汇合。
早已等候多时的邓长雄第二兵团立即采取对策，调兵遣将。
三月十八日，邓长雄派第一营、第二营，第三营为征讨临川主力，会同投降湖广明军马进忠一部三千人，蒙古骑兵两千兵马，朝鲜兵两千人，组成一万大军进逼临川。
与此同时，抽调投降建州固山额真朱马喇、投降左良玉部将马国柱领兵由镇江溯江而上，暂缓对南京城攻势，在安庆同主力大军会合，已经进至湖南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部人马，暂缓南下，调头东进，从北、中、东三个方向形成对叛军夹击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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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三路齐军大军压境，如泰山压顶之势围攻临川的前夕，临川明军内部却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惠登相召集一众旧部商议“北伐大计”。
老部下们一致认为，趁齐军主力在镇江南京，湖广兵力空虚时，发兵越过洞庭而上，直捣江夏武昌，将长江齐军截为两段，断绝其粮道，与南京守军东西夹击，歼灭齐军，乃为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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