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们历来把中国的历史解释成是一再重复的王朝循环史，这一传统的说法掩蔽了某些时期在循环表象背后发生的一些根本性变化，其实每一个普遍的现象背后，都有其历史背景下重新塑造的特殊现象。
的确，诸王朝的兴亡确是呈循环模式。凡是王朝的创立者，总是一个有才干、有魄力的政治家，一般都被儒家学派奉以才德兼备的美名，当然，像秦始皇帝嬴政，则是超出了他们的接受范围，特别是其焚书坑儒的做法，让后世儒家学者讳莫如深。一代明君过后，要不了多久，在宫廷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子孙后裔，很可能会变得软弱无能、放荡不羁。这期间也不容置疑，可能出现一个强悍的统治者或一个能干、忠诚的大臣来设法阻挡这种日薄西山的趋势，但根基注定，皇朝的每一滴血液都充满着沉沉暮气，最终成功的起义必定会推翻王朝，重新开始大家所熟悉的循环。而每一次政权的交接或者转移，都会难以避免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大混战，无论英雄抑或是枭雄，都各自握有武力，互相争夺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即成为儒家学派所称颂为“得国最正”的圣君，一将功成万骨枯，皇帝就在这尸山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权。
王莽的出现，打破了这种惯例，恰如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一样，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权臣夺取宝座的程式，以后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其中，尤以东汉汉章帝之后，皇权和外戚权力的交替最为明显。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兵不血刃。
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是一个怀有深远抱负和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学者，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最开始者，莫过于被前朝暴政压得喘不过气来，为了求取基本的生存，被迫揭竿而起，只是随着时间一久，实力一强，内部便会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中心。
然而，王莽总是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极度期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甚至是在他自己的空想状态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
这其实是需要莫大的勇气才能够做出决定的，然而，他的改革不仅没有人会赞成和理解，还收取不到与其的效果，反而会激起在根基未稳之时更大的变乱，更会导致他原来所处王朝各路政治集团的内部分裂。他虽然身为取代西汉的新的统治者，却不想延续独尊儒术，接纳“君臣父子”等传统的统治观念，而是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应该平等，只是到了后来，为了私心而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在王莽那秀气的书生眼中都是不被允许的，即使他们能够保持自由，然而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种，却不能吃饱。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后，马上实施一连串的新社会政策：
首先，实行土地国有，不准私买私卖，否则处以重罪，恢复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其次，将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由国家分给土地。规定一对夫妇一百亩不满一百亩的由国家补足。
在王莽的构想中，实现平等是最为重要的一环，然而每一种改革都不能与当时的社会实际脱节，既不可以超前，亦不可以落后，否则失败必定成为唯一的结局。
第三，冻结奴隶制度，虽然王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不过，这一条和前述两条叠加起来，便构成了王莽新政的最大威胁，他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去控制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土地国有使地主阶级怨恨，禁止奴隶买卖使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怨恨，强迫劳动使贵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虫怨恨，禁止铸钱使富豪怨恨。而那些最底层的民众由于组织散乱，没有任何实力，对王莽的新政构不成大的臂助。
除此之外，王莽还对劳动力制度、政府贷款制度、货币制度、商业制度和税收制度等方面进行了修订，尽可能体现出与民平等的想法。但是理想与现实是遥远的。这一切实现的可能性都很低。
不过，无可非议的是，王莽不论是为人臣者还是执掌江山之时，都极度机械地迷信制度的能动性，他甚至狂热地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因而其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改革制度上。
如果仅仅是这样，不管他的新政能不能够取得成功，都还算在情理之中，然而更糟的是，王莽竟然推崇儒家学派所特有的繁文缛节，而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一律恢复“古代”原名。当然，王莽并非是第一个改变官衔或郡县名称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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