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之富，不仅在于粮产丰富，更在于丝绸、茶叶、瓷器等物产丰饶。
特别是丝绸，为江南地区一大特产，亦为江南百姓一大收入。
明清以来，朝廷在江南设置江宁织造衙门、苏州织造衙门，为宫廷提供丝绸，监督丝绸生产，从中抽取重金，归内务府管理。
织造衙门之肥，就连两江总督衙门、江宁将军衙门都自叹不如。
（大文学家曹雪芹祖上三代长期掌管江宁织造衙门，一度兼管苏州织造衙门。
富贵的生活为他创作《红楼梦》提供了绝佳的素材。
）
丝绸并非必需消费品，帝国并未设置类似江宁织造衙门之类的机构，对丝绸生产、消费管制有限。
听伍菡一说，杨烜才知道帝国当前的丝业，存在着极大的弊政。
传统上，江南的养蚕人家，大部分是产销合一的。
蚕做了茧，固然可以卖给茧行。
清廷规定，茧行要想开张，都要提前到北京，从内阁六部之一的户部领取“部照”
（相当于营业职照）。
能从户部拿到部照，可见茧行的势力非同一般。
事实上，茧行在收购蚕茧时，常常同行公议，统一收购价格。
蚕户如果要卖蚕，一定会受到茧行的盘剥。
此外，茧行收购蚕茧有一定的期限，蚕户如果急着用钱，或者蚕茧“老”
了，蚕娥咬破茧子，都会使蚕户蒙受损失。
因此，江南的养蚕人家，绝大多数都既养蚕，又缫丝。
养蚕时，蚕宝宝很娇贵，到了增肥吐丝的时候，每天要定期喂桑叶，即便是深更半夜，都得起身伺候，不能耽搁片刻。
那时候，江南一带的丝户，家家紧闭门窗，密不透风，轮流守夜，按时喂食，互不往来。
如果天气骤变，就得生火增温。
蚕结了茧，蛹还在茧里活动。
时间一长，蚕蛹会咬破茧。
茧一破，就前功尽弃了。
就算蚕蛹不破，茧也会变黄、受潮，品质变差。
那就得赶紧缫丝。
士法缫丝非常辛苦，用一口大锅，烧开了水，倒入蚕茧，用木棍搅拌。
锅上架两部小丝车，下面装一根竹管，找出丝头，通过竹管，绕小丝车一圈，再引入地上的大丝车。
这里面的辛苦，真是不可尽言。
但养蚕是江南百姓最重要的副业，勤劳人家养蚕收入往往高于种田。
也因为这个缘故，江南妇女的家庭地位很高，很多男人甚至要仰赖妻子的养蚕、缫丝。
五口通商以前，江南家家户户，几乎都有缫丝的纺车。
妇女无分老幼，大都恃此为副业。
孤寒寡妇，恃此做“棺材本”
，黄花闺女，恃此做“嫁时装”
。
五口通商以后，洋人得以堂而皇之地在上海、宁波等地开设洋行。
洋人深知中国茧行之弊，省去中间环节，派买办直接到江南乡间收购蚕茧，乃至生丝。
他们本想在上海直接设置机器缫丝厂，就地生产丝绸，受到上海道台的反对。
不得已之下，洋人只得将收购来的蚕茧、生丝运到欧洲，在欧洲生产成丝绸。
有时候，这部分丝绸制成品会返销到中国。
加上来回的运费、进出口关税，洋人返销来的丝绸制品，竟然比江南民间士法制造的丝绸还要便宜。
这其中，自然是因为机器生产之利。
中国人自家养蚕、缫丝，手续繁多。
缫丝以后，还要“捻丝”
、“拍丝”
、“炼染”
、“纬丝”
、“经丝”
等。
“经丝”
又分为“掉经”
、“牵经”
等，名目众多。
最后是“接头”
，到此方可上丝机，织成丝绸。
机器缫丝就不同了，蚕茧从机器这头进去，丝由那头出来，便捷无比，节省大量成本。
此外，满清以江南为饷源重地，在江南收取厘金，无形中也推高了丝绸价格。
这几年，江南战乱，丝绸需求大减。
种种原因，使得江南蚕户几近破产。
江南官绅对此忧心忡忡，却束手无策。
杭州商人胡雪岩曾试图摆脱这一被动局面，他的办法是结交官府，联络蚕行，统一收购蚕茧、生丝，高价卖给洋人。
事实证明，这一办法根本就不可行。
胡雪岩实力有限，蚕户、茧行人心不齐。
而满清官场诡谲，官员个个恨不得在胡雪岩身上敲骨吸髓，根本不可能保护胡雪岩，也不可能为了胡雪岩而得罪洋人。
帝国占领江南后，鼓励工商，怡和集团、新宁集团、旗昌洋行等大企业相继来到江南，创办了机器缫丝厂。
很快的，广东商人也涌到江南，建立了大小数家缫丝厂。
据统计，目前江浙两省，已有机器缫丝厂十三家，机纺车近两干辆。
江浙两省的丝绸产量中，机器缫丝已经超过了五成。
不过，正如伍菡所说，光鲜的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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