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与恶。
这是智慧生物永恒的命题。
以无数看不见的线条去勾勒、区分各种行为的黑白善恶，通过约束行为构筑起起码的信赖关系，维持社会架构与运行。
正因为有了相对的界限，明白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做了会遭受惩罚，秩序才得以存在。至于之后如何巩固和维持那是另一回事，首先要有明确的分界线。
话虽如此，但实际上善与恶只是个抽象的相对概念，其分界并不总是明确的。
用百万吨鲜血供养的善；为守护几千万人而牺牲几十万人的恶；
哪一边更符合善的定义，哪一边更接近恶的标准?
面对这样尖刻的问题，除非一开始就具备极为明确的价值观和铁石心肠，否则没有人能轻易断言善与恶的边界线，而且恐怕到千百年后人们也会一直争执不休。
罗兰和密涅瓦等人面对的，其实正是类似的问题。
反抗帝国全面支配可能更符合绝大多数人印象中“愤而起身反抗强权的英雄”形象，也更接近大多数人对正义和善意的定义。但反过来，这也是一场胜算微乎其微，注定要逝去众多生命的战争。他们的反抗必然会让战争变得更加旷日持久和残酷，很多原本不必死去的生命因此而不得不承受牺牲和痛苦。从这一结果来讲，他们又是毫无疑问的“恶”。
正是预见到了这一点，罗兰才会苦笑着说出后世史学家会因此痛斥他们的话。
和平的价值是以牺牲人命的多少来界定？还是以理念崇高与否来界定？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一定会选前一项，理想主义者不一定会坚持后一种选项，但会倾向后一种选项。
就罗兰自己的观点来看，两种选择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偏颇任何一方或随随便便弄个折中方案出来都不是负责任的做法。
或许因为有牺牲者的存在更能凸显和平的重要性，可将逝者无限神圣化和绝对化，甚至用消逝的人命数量来衡量和平的价值，这对活在和平之下的人们是否太过于苛刻呢?逝者的期望应该不是用自己的死亡来增加和平的价值，而是希望活在和平下的生者能够幸福吧?
能够将无能和懦弱不视为一种罪恶，这就是和平——这是李林曾经说过的话。
即便是如此尖酸刻薄的话语，依然有其合理性。但罗兰认为，只要不让父亲、兄弟、丈夫、儿子扛枪上前线，不需要留在后方的老人、女人、小孩每天提心吊胆、以泪洗面，不会让刚过十岁的小孩坐进特攻火箭里充当人脑制导装置或是抱着炸弹冲向人群，这便是和平的价值所在了。
因此，哪怕是虚伪的、暂时的和平，也好过“为真理和正义而献身的战争”一百万倍。
为了守住这哪怕只有一代人的和平，他乐意承受一切误解和骂名，石子也好，唾沫也好，臭鸡蛋也好，他并不在意。
但是。
罗兰没想到自己会被一个极度简单的问题反问住。
“大道理我是不明白，可……人们能接受这样的和平，他们能理解和平的价值，和平的新鲜度能保持下去吗?”
听了谈判全部过程后，不知是因为不安还是基于对人性缺少信任的帝国式思维，马赛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罗兰与李林之间的谈判达成后，“自由军团”全体成员经由第三方渠道离开了波恩，他们将在帝国的全程监视下离境（其实就是变相的驱逐出境）。
这不是卖共和国面子，纯粹只是既然已经达成妥协，继续追究“自由军团”的问题难免会扯上共和国，给已经谈妥的协定蒙上阴影。与其多花时间处理麻烦，索性把这群家伙送去国外，留待以后解决。
在这些人之中，马赛等人作为“被卷入突发事件的共和国外交人员”，得以继续留下来见证之后一系列协定的签字仪式。从罗兰和密涅瓦那里听过谈判的全部过程后，安丽埃塔和路易斯为终于不辱使命松了口气，马赛却情不自禁的问出了前面的问题。
对于政治、战略、技术难题这些并非专长的领域，马赛不敢轻易发言，可对于一般人会怎么看通过这次共同会议，他有些个人看法。
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会明白和平的宝贵。
皇帝曾经说过“战争如此残酷是件好事，否则人们就会喜欢上它”。反过来说，没有体验过战争的残酷，感受过战争带来的痛苦和毁灭，人们才能如此轻松的将“战争”、“献身”之类的挂在嘴边。轻飘飘的说出“就算举国化为焦土也要如何如何”，“和真理大义相比起来，不管牺牲多少都微不足道”之类的话。
身为曾经的查理曼王国国民、帝国四等公民，如今的共和国公民，马赛十分清楚这一点。
对那些已经受够了总体战，不愿意再因为无谓的纷争而流血的人们来说，新秩序框架之下的和平固然无法令人满意，但也好过重燃战火。可那些没有切身体验过战争的疯狂和残酷，觉得血还流的不够多的人眼里，这样的和平毫无价值。与其忍耐这样虚假的和平，还不如掀起战火，用铁和血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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