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印多少宝钞，这是瞒不住的，也没什么隐瞒的必要。
毕竟银行也不是水泼不进，有什么大消息，该知道的人还是能知道，不该知道的也不能知道，知道了也不敢到处宣扬。
新宝钞到底发行了多少，市面上流通了多少，收回了多少，这是大明的关键财政数据，当然不能随意传播，谁敢乱传，是要掉脑袋的。
这是王言协助，会同各个衙门共同制定出台的钞法规定的。凭着王言的操行，就是徐阶漏了消息，他都敢把徐阶给砍了。
不过这一次加印百万贯的宝钞，肯定是没什么大影响的，传出去也就传出去了。
就是有坏人在顺天府散播消息，说大量宝钞发出去，原本的宝钞就不值钱了，百姓们哪懂那么多？就是对王言再有信心，也架不住有人去兑铜钱。而后再一交流，大家就都恐慌了，就开始挤兑银行。
还是王言亲自站在银行门口，给前来兑铜钱或者是取存款的百姓们亲自解释，又发布了告示，又找人专门在顺天府的各个银行讲解，给百姓们解释宝钞的加印和贬值的关系，也给百姓们交代了这一笔百万贯宝钞的去向。
让百姓们明白，大明这么大，别说百万贯，就是发出去千万贯，宝钞也不会贬值……
百姓们安抚完了，百官们、东南大户们可是没有安稳。
他们知道了这百万贯要投入到福建、两广地区，也知道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开始招募新兵，知道了广东、天津的船坞又开始督造大船，知道胡宗宪的船队也在扩张，同时京城调拨了武器发送给俞大猷等人。
凡此种种综合下来，哪里还不明白，王言加印的这百万贯是直接给俞大猷等人的军费开支。而如此种种的动作，就是准备着要开始大战了。
同时还能借着军队的便利，开始在东南推广新宝钞。原本在大兴推广，就是借着京营发饷，让那些士卒花出去的，由他们带动着交易。
比如军卒得了饷要逛窑子，窑子要采购酒水菜食，窑姐要购买胭脂水粉，而售卖酒水菜食胭脂水粉的又要从别处进购，或是自家的作坊生产，反正都要再给做工的百姓分配一次。
做工的百姓拿了工钱，自然又要去购买生活所需，米面粮油之类一通花，而后花钱跟百姓收购原材料，百姓再花钱，这就流通起来了。
这样的事在福建、两广地区再上演一遍，也没什么难度。毕竟只要大明政权稳定，宝钞就没问题。何况哪怕是人人害怕的旧宝钞，那也是稳定了许久之后才崩溃的。
所以总体而言，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但却也让东南大户很气愤，因为王言明摆着针对他们呢，可在针对他们的同时，竟然还想着推广新宝钞，而丝毫不怕东南大乱，祸及全国，以致山河动荡……
他们当然不是吃素的，当然也是有脾气的。
何况这还关系到今后是否能在海上赚取足够的利益，也为子孙后代长远计，他们都不可能束手无策，眼看着王言建立起横行海上的巨无霸的大船队。
于是本来已经将要平息的倭乱，台州战役打出来的好局面，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土崩瓦解。不知道哪里出来的那么多的倭寇，又一次的开始大规模的活动起来。
这一次主导剿倭寇的，是谭纶。
胡宗宪以后，谭纶就任福建巡抚，领导戚继光抗倭，打了不少漂亮仗。现在还没卸任呢，恰逢局势突变，索性也就直接提级，总督数省军务，接着干倭寇。
这事情虽然是王言搞出来的，但跟王言还真没什么关系。除了关注那边的宝钞的推广，其余的事情并不要王言操心。
毕竟俞大猷、戚继光等人都是征战多年的老将领，有大局观，有指挥能力。统帅他们的谭纶也不是废物，能够稳扎稳打就足够了。
最重要的，是胡宗宪在谭纶的帅帐里发号施令呢……
胡宗宪干倭寇的能力，绝对是经得起检验的。而在立场与利益的角度来说，胡宗宪都得呕心沥血玩了命的干倭寇。
如果他不打这一仗，致使船队崩坏，东南大乱，影响了整个国朝的大局，他肯定比王言死的早。
如果这一仗打不好，没有达成遏制东南大户，反而让东南大户更加嚣张，那么他也要死。
他只有赢。
只有打赢了这一仗，将东南大户的这一波反扑给打下去，他胡宗宪才有可能在今后被起复，延续他的政治生命，他老胡家才能富贵绵长。
不过情况对胡宗宪来说也并不糟糕，因为这一次给他做后方的不是严党，而是王言。王言在帮忙解决后勤问题，同时也帮忙顶住了京城的各种压力。
当然其实京城也没什么压力，无外乎就是弹劾么，嘉靖都闭关了，就是弹上天也得等嘉靖出来再说。这是针对王言这个官员，若是寻常五品官，内阁直接就给办了。
除了这一点，最过分的也不过就是被袭杀而已，这事情王言显然是不怕的。反正到现在为止，谁杀他，谁死全家。有名有姓的权贵大户，包括宗室、皇亲、勋贵、官员等等，在这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中已经消失了几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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