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进来了兴趣，也问道：“你们是说的大桥的题字中‘浦’字的那一点吧？小毛你是建这座桥的，应该知道一些情况，你和我们说说？”
刚通车于上个月的大桥，是黄浦江上市区段第一座大桥，也是世界第四大的双塔双索面斜拉桥。
无论是坐车驶上大桥，或是乘上它的观光电梯，相隔很远就能看见大桥主塔的横梁上镶嵌着的四个红色大字，刚健挺拔、气象万千。
每个字都特别地大，面积在16平方米左右。王建东更知道，这些字的材质为不锈钢，是采用螺栓膨胀螺丝等固定在主塔上的。
可是，刚才谢路得问起的事体就出现在这四个字中的“浦”字上面。
原来，很多去过大桥的人都注意到，这个“浦”字是个错字：右肩上的一点，不是在一横上面，而是在下面。
这是谁写的，竟然出来这么大笑话？
可能有人看了那字体后就已经猜出来了！不错，这四个字确实是老人家写的。
大桥最能显示城市的脉动，也最能见证城市前进的步幅。老人家就特别垂青上海的大桥。只要在上海期间，凡黄浦江上在建的大桥，他总要亲自去现场走一走、看一看。
老人家晚年很少题词，但上海人一请他为大桥题词，他总是欣然应诺。可以说，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上海的大桥别有一番深情。
老人家题字有很多逸闻，如请语言专家找错别字一事，就为许多人津津乐道。
据公开的资料，83年的6月，老人家给“学习**标兵”朱伯儒题词——“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写好后，老人家对前来取字的同志特别嘱咐，“请不要急于拿去发表，应该请语言学家推敲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字不准确的地方。”
后来，找到着名的语言学家王力，请王力把关，王力看到题词后认为“名符其实”的“符”不太妥当，应该改为“副”。
老人家听了汇报后，认为王力的意见是对的，欣然重写了一次。重写时，老人家还说，“老师写了错别字，贻误了学生，国家领导人写了错别字会影响国民的文风。”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老人家在题字下笔时应该是十分严谨的，更不会随便乱来。
那么，对题字如此讲究的老人家，怎么会在一个“浦”上犯错？
事情传开，关于这一点里面的奥秘，社会上马上有了大概两个说法。
坊间的说法是，可能是老人家当时老眼昏花，下笔点错了地方。想想也有道理：在为南浦大桥题字时，老人家毕竟已经是87年高龄的老人了，拿毛笔时手一颤抖，结果在写那一点时，一时失误把“浦”字右肩上的一点点到了一横下面，也是有可能的。
讲到这里，徐进忍不住问道：“这说法靠谱么，我咋觉得不对劲？即便老人家老了，下笔时点错了地方，也完全可以再重写一遍啊。”
王建东说道：“所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这个“浦”字是老人家有意写错的。”
这又是为什么？
当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是在南方的深圳，在广东“珠三角”流域。
而反观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上海，几乎成了老大难的代名词。
尽管上海的工业产值、出口创汇、上缴利税等都居全国第一位。但是，在这座曾经位居远东第一大都市里，没有一栋摩天大楼，机场里没有公共电话，指示牌上没有英文说明，菜市场里买不到充足的蔬菜。老城区拥挤、破旧，浦西地区的住房拥挤程度全国出名；交通太差，市民上下班等车要花两三个小时；人均道路面积全国倒数第一、人均居住面积倒数第一、“三废污染”却是全国第一。
有一个名词想必大家都知道——“深圳速度”。深圳“三天一层楼”还是相当罕见的。因为深圳的高效率，当年甚至连计划生育工作都向深圳学习，结扎上环都要讲究“深圳速度”。
到了现在，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上海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成绩前所未有，大桥的建成就是其中的一个标志。
但在当时政治大气候和偏左的意识形态下，上海远没有今天这么有生机，这么大胆，这么开放，这么有成就。
作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老人家虽然早在两年前便彻底退出政坛，结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的使命。但是，老人家身退心未退，始终惦记着自己设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进程情况，对中国大陆第一大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的改革开放更是放心下来，可以说目光时时刻刻都放在那。
早在前年4月，国家便向全球宣布开发开放浦东，但上海却并没有完全放开手脚，效果远没有深圳那么理想，有人仍在姓“社”、姓“资”上纠结。
老人家当时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不改革是死路一条啊，他不时利用一些场合给上海同志们“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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