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是客观题，榜单上每个人考了多少，都精确到分了，一个130分的人没录取，一个110分的却录取了，确实会冲击到人的三观。
毕竟他们还是明朝人，没有穿越者，不知道后人是慢慢能理解这种各省分数线差一大截的情况的。在顾炎武眼里，能明确分数的卷子，就该公事公办，不该搞利益输送。
朱慈煜觉得双方都有点道理，一时让群臣畅所欲言，评价一下得失曲直。大家众说纷纭，一时也难以定论，朱慈煜只好宣布散朝后改日再议。
……
散朝之后，朱慈煜回到文华殿，让宦官去把他父王请来，还单独请了张煌言、顾炎武等几人，闭门议事。
自从朱慈煜南巡回京后，亲政的比例越来越高，朱树人也不想太累，就把日常朝会完全丢给儿子了，他自己长期借故不上朝。
毕竟大朝会上，面对百官，儿子就算给父亲赐座，甚至允许侧坐在陛阶以上，那还是挺别扭的。礼遇再高，不合朝廷法度，礼遇再低，又违父子孝道，既然如此，不如不上朝。
反正朱树人这个不上朝，完全不代表不参政。他只是把繁文缛节礼仪性工作完全丢开了，日常小事也完全不管了。但大是大非的大政方针，依然有人上门请教，讨论拍板。
朱慈煜也非常尊重前辈阁臣，每次请教父王时，如果同时请张煌言、史可法等人，也都会一并赐座，所有人都是坐着开闭门小会，还有宫女侍奉茶点。
大家坐定后，朱慈煜示意顾炎武把今日朝会上御史们反映的民情转述了一下，请父王拿主意。
朱树人仔细思虑了一下，也不客气：“我以为，朝政不可朝令夕改。这南京大学，虽然采用了类似科考之法录取，但毕竟不是科举。
入学之人，也不代表就能做官，还得苦学数年、毕业通过考试。就算将来能做官，朝廷培养这些人才的本意，也不止是让他们做官，还是要分出一部分去搞研究的。
既如此，自然要选出一心向学，愿意搞研究之人。这又不是朝廷在笼络人心、牢笼志士，科学研究要的是实事求是，目前之法，可以五年不改，甚至十年不改，对天下申明朝廷设置新科的本意和苦心即可。”
也就朱树人这种地位，敢于私下里当着皇帝说这种话，公然把旧式文科科举说成是一种“权力分赃”。
反正四书五经读出来的东西，对于治国没什么实际用途，只要给大家一个说法，让大家把多余的精力有个渠道宣泄耗掉，别去胡思乱想就好了。
而新学要的是实干之才，学到的东西是要实打实用的，怎么能和稀泥呢？
朱慈煜琢磨了一下，也觉得豁然开朗，果然还是要坚定立场，不能用分赃的心态搞科技文教。
他便继续虚心求教：“那五年、十年之后呢？又当如何？”
朱树人抿了一口茶水：“科教之道，实事求是为首，兼顾公平次之。将来可按照各省纳税人口多少，兵役、徭役多少，按比例分配入学录取名额。
但这些措施，必须是朝廷的科教事业已经有了一些基础之后，才可以实施的。到时候师资力量已经够用，每年南京大学录取的人数也可以增多，然后适当宽进严出，
入学时按省录取，给教育资源贵乏地区的、心向科学的学子多一点学习机会。但如果经过三五年的学习，依然不肯发奋向上，不能弥补当初入学时的差距，毕业考试依然无法通过，那就怨不得人了。
到时候，对于这些学业不够扎实的，可以发回原籍担任基层数理教谕之职。比如在各府、县如今正职的教谕之外，另设副职，专管一县的数理、生化教务。等人才基数大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落后省份难出人才的问题。”
朱树人此言一出，不仅小皇帝豁然开朗，连张煌言顾炎武都颇觉深谋远虑。
确实，现在科学教育工作刚刚起步，首先要追求的是把最好的最适合搞科教的人才选出来，集中力量把基本盘做大。
至于公平，那都是将来的事情了，如果连各地的基础数理教育人才都不足，就算兼顾公平，选上来的也是歪瓜裂枣。为了表面上的公平，如果让大明的科教工作发展速度拖慢十年二十年的，那才是得不偿失。
任何事情的初始阶段，都需要铁腕。朱元章继承的是一个当时已经用了八百年的制度，而朱树人现在是另起炉灶，性质能一样么。
……
朱树人的提法，最终经过一番波折，走完流程，也成了朝廷的正式意见。
朝廷宣布，至少五年之内，不会考虑任何变通。因为眼下最需要的，是尽快扩大大明的数理人才群规模，要把有限的资源，教育出更多实干之才，现在还不是分赃的时候。
将来，可以酌情按照每二十万户人头税或田赋纳税人口，给一个南大入学名额，分省录取。
如此一来，也不用看各省的实际人口来核定名额了，因为随着大明此前实施了工农分籍，人口本来就会出现流动，尤其是工业人口。要是还跟原来那样很久普查一次人口、然后定死录取数字，就不足以反映人口的实际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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