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终于进入了隆武五年的九月。
又是一年收获季，各省都把主要内政精力投入到了保障秋收中来。
似乎是因为小冰期渐渐远去，这一年的收获又普遍比前一年略有回升。
不但南方各省可以绝对自给自足，确保还有余粮征为军粮，或是由官府出资收购储备。
连刚刚分别被光复一两年的河南、陕西，居然都首次实现了自给自足。
朱树人此前奏请过隆武帝朱常淓，这两年还是对刚收复的河南、陕西实施免税的。
主要是大明原先四年也习惯了只靠南方各省的财政收入供养朝廷，加上京城近在南京，本就是财赋膏腴地区的核心地带，压根儿不需要偏远贫穷地区千里迢迢运钱粮来京城花。
既然将来还要北伐，河南、陕西就算种的粮食有多，也可以究竟官府出钱收购、就地仓储作为未来的北伐军粮，何必多此一举往京城周边集中调运呢？这不浪费运力，徒增在途损耗嘛！
所以，朝廷从隆武四年到六年，甚至未来还可以再延长宽限，对陕西河南的要求，都是自己养活自己就行，一粒粮食也不用上交朝廷，连银钱人头税也不用交，只要别再问朝廷要救济粮就行了。
当地真有够吃还多的粮食，朝廷花钱买你的，不白要。买来后作为河南陕西边疆驻军的军粮，减少从后方调运军粮的数量。
而且在明清事实上停战期间，朱树人也缩减了一线边境的驻军数量，并没有把几十万明军主力部队都钱压到河南、鲁南、苏北，因为他知道清军眼下没实力反扑、撕毁和平。
在前线只重点驻留几万脱产常备军，以备不测，其他脱产常备军都留在淮南甚至江南，直接在产粮区就地就食，也省下了大笔往北方前沿运军粮的损耗。
留在河南的军队，除了少数脱产精兵外，其他都是农忙时要种田的军屯兵，自种自食，本身也是粮食生产者，可以把河南地广人稀的荒废土地用起来，也就不算负担了。
相比之下，在这段停战期里，清军却因为知道自己已经是较弱的一方了，也暂时不敢重开战端撕破脸，所以不得不沿着黄河北岸和泰山山区驻扎重兵，脱产的比例还高，
所以停战期清军的军粮使用速度，甚至都没比战时慢多少。如果继续相持下去，哪怕不开战，几年之内吃军粮都能把豪格吃死！
豪格治下的汉人百姓自然是压力越来越大，怒火积压越来越狠，已经如同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了。
在这样的环境下，变故终于连锁发生了。
隆武五年九月初十七，大同总兵姜镶，在忍了很久之后，终于正式扯旗，联络了其他山西南部的数个汉人将领，加上他自己直辖的山西中北部地区，扯旗易帜，正式宣布脱清投明！
姜镶选择这个时间点，当然是反复深思熟虑过的。
如前所述，其实他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就已经因为豪格的一系列压榨、内部清洗，加上把山西满人清军调去河北做事，而蠢蠢欲动了。
但当时的姜镶并不敢直接动手，还是准备了那么久，足足多憋了一个半月，目的就是要等秋收，等秋粮初步入库。
山西太穷了！多山地，田园贫瘠，在小冰期刚刚转向复苏的年份，粮食上还是很难自给自足养活的。
如果七月底八月初就扯旗，一旦豪格迅速反扑、姜镶控制的地区中那些相对膏腴的汾水河谷、阳泉河谷等处被清军占据，逼得姜镶只能笼城死守的话，那么他很快就有可能被饿死。
到了九月过半，收上来的秋粮总算被姜镶实打实攥在自己军粮仓库里了，他胆子总算是肥了，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可以撑到大明的军队来接应自己！
然后自己就可以成为反正功臣，至少把半个省的土地重新献给大明，好歹换一个跟吴三桂差不多的待遇，并且彻底洗白前罪。
当然，军事上的风险和难度还是有的，主要是姜镶作为大同总兵，他能控制和联络策反的，最多也就是山西中北部。
而山西南部的运城盆地、中条山区，乃至河内地区，姜镶根本策反不到。
一旦姜镶扯旗，他的辖区和大明的河南辖区之间，还隔了一个如今还依然控制在清军手中的、位于黄河以北的河南省怀庆府。加上山西南部的平阳府、潞州府、泽州府。
所以姜镶动手之后，一方面要守住太行山各处险隘，防止东边的河北清军进攻，一方面还要第一时间派兵南下偷袭，争取把夹在他和大明控制区之间的那河南一个府、山西三个府占下来，打通他和大明朝廷的陆路联络，他才算是彻底安全了。
当然，他出兵之前，肯定也要通知大明，恳请大明留在洛阳和开封的军队北上，跟他南北夹击，把那四个清军控制的府打下来，不能光指望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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