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吴三桂带着数万关宁军、十几二十万关宁军家属来到陕西，前两年的统治，已经把本地吃干抹净了，他必须找出路。
吴三桂刚到时，陕西账面上还有人口三十万，实际上可能会多一些，因为有流民隐户、各处结成山寨自种自吃（当时陕西的山贼也没东西可抢了，所谓做贼就是圈一块地自己种自己吃，不给任何人缴税而已）
吴三桂要供给军粮，当地的三十万人口哪里够他压榨？山贼也不肯重新当顺民，当时天灾也还没结束，两年厮杀下来，又折腾掉一半多人口。
最后只剩下十几万平民，被吴三桂彻底收编军事化管理，整个陕西一个自由民、流贼都没有了，只有死人和吴三桂麾下的军屯户。
所以，如今陕西全省，倒也依然有三十万活人，但这三十万里，有一成多是关宁军的战兵，还有五成是关宁军家属，剩下不到四成才是被征服军事化管理的本地平民。
不过完全军事化管理下来之后，吴三桂才算是勉强能不让属下再大规模饿死。因为当地人再想流窜式耕种、破坏式耕种也没机会，被彻底管死了。也就是“小国寡民”，总人数少到了一定程度，才允许这样精细化管理，但凡人口超过五十万，他这样都管不起来。
在这样艰难度日的大环境下，当吴三桂得知，方孔炤手上有他急需的玉米和土豆种子时，他当然会眼红。
河洛的清廷督抚自己都种不过来、不肯给他，吴三桂就趁着去年秋收后、方孔炤又一次派人来接触时，有枣没枣打一杆地提出了自己的需求，当时也没抱多大希望。
谁知方孔炤内部请示了一下后，居然很快就给了吴三桂答复，表示愿意给他玉米种子。这让吴三桂大喜过望，对于南京的大明朝廷的信任度，又提高了一截。
而方孔炤这么做，当然也是请示过朱树人的，最终实际决策者就是朱树人。
朱树人是这么想的：既然清廷已经在淮北和山东小范围种成玉米和土豆，那最多经过三五年的繁殖扩散，每次尽量留种，最后肯定能覆盖到整个北方的。
种子的繁殖是每年乘以至少十几倍的几何级数增长，甚至更快，这是控制不住的。
所以给不给吴三桂，吴三桂最终也都能得到，无非是打个时间差。现在给，还能跟吴三桂多做做人情，拉拢示好一下，说不定能争取过来。就算不成功，这个损失也是可控的。
朱树人只是给方孔炤额外提了一点要求：要吴三桂拿玉米种子的时候承诺，五年内只自己在陕西种，私下偷偷种，别让清廷其他督抚知道，也不许把种子卖给其他清廷督抚。否则他要是毁约在先，大明自然会曝光他和大明之间的其他勾连！
只要吴三桂不把种子卖去山西、河北等清廷实控区，不增强鞑子的综合国力，吴三桂自己在陕西关起门来种粮食自己吃，是不太会影响北伐大局的。
吴三桂有求于人，当时自然也只好答应了这个条件，他觉得自己都种不够，哪里可能对外输出，何必做这个恶人呢。
如今，已经是隆武三年/顺治四年七月，吴三桂从方孔炤那儿弄来的大批玉米种子，也已经在关中平原上大规模收获了。
直到收获之前，被他军事化强令播种新作物的军屯农户，都还大多心情忐忑。当地百姓穷苦闭塞了多年，也没机会去外面开眼界，对任何新事物都是不信任的，全靠刀枪逼迫着他们种、不种就要直接处刑，才强推了下来。
现在总算收获，居然还是个丰收，终于让吴三桂在陕西彻底站稳脚跟，获得了民心，也解决了军粮问题。
陕西再残破，毕竟那么大地皮呢，只要人口少到了三十万，广种薄收每人管好几百亩地的话，总归能养活自己的。
有了余粮再慢慢把水利重新整治起来，在北边植树造林或者退耕还林还草治理沙化，总有活路的。
……
可惜，吴三桂偏偏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在他跟方孔炤达成玉米种子秘密交易后，第一次丰收季时，遇到了多尔衮发来的旨意，
“邀请”他派嫡长子吴应熊去北京“学习满洲礼仪、骑射，以融入满洲高层圈子，量才擢用”。
这如何让吴三桂不紧张？他还以为是自己跟方孔炤眉来眼去的事儿，终于被多尔衮抓到把柄了呢。
他赶忙打听邻省的大同总兵姜镶有没有送儿子去京城，得到的消息却是让他愈发紧张：姜镶已经毫不犹豫地送了。
或许有人会觉得，姜镶都送了，那不说明多尔衮这是针对所有人的嘛？又不是针对他吴三桂一个！
但吴三桂不敢赌，因为他很快联想到了一个数年前他亲耳听到过的同类案例：
八年前，当时的崇祯朝兵部尚书杨嗣昌，就在张献忠降而复反时，把其他所有当年曾经跟张献忠一样被熊文灿招抚的军阀的子嗣，都招去南京国子监读书……
当时杨嗣昌可是也掩饰过的，明面上没说，为了骗郑芝龙把郑森（郑成功）送去，还苦心积虑让沈廷扬也把沈树人（朱树人）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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