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在大理府接连得到噩耗，知道不能手软，就决定出兵。
跟他一起来的刘文秀表示反对，理由是那些地方太偏僻了，后勤困难去不了太多士兵。
刘文秀分析道：“二哥，这事儿不可鲁莽，朝廷可是严控我们的军费支出的，说了这几年休战，平定内乱和对大员用兵，每年总开支不能超过三五百万两。
若是舍本逐末，将来对鞑子重新开战，军资器械老兵折损多了，反而影响战力。”
李定国的态度则很是坚毅：“朝廷既然动手了，就要雷霆立威，现在灭几家土司，是为了让其他土司看到榜样，未来才能节省用兵。”
刘文秀摇摇头，指了一下地图叹道：“我并未阻止用兵，前几天我等刚来，不就把大理府边境的茶山司反抗扑灭了么，其土司酋守全家被杀，已经立过威了。
咱后续还挑这种离交通要道相对近些、却依然不长眼的软柿子刺头来杀鸡儆猴，可不比翻过高黎贡山对付里麻司、干崖司的那些生番实惠？”
刘文秀这番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主要是明朝云南地区其实非常广大，比后世还大。
明朝理论上跟缅甸的边境一直要到迈立开江，在高黎贡山到迈立开江之间的这些土地，还有三四个宣慰司。
而到了清朝之后，雍正、乾隆爷俩数次卖国，割让划拨了一些土地给缅甸，后来中缅在云南中段的边境才从迈立开江，退到了迈立开江和怒江之间的分水岭、也就是高黎贡山。
（注：按清粉的说法，是因为雍正觉得“既然缅甸已经被打服了，宣布认大清为宗主国，藩属朝贡，也不再支持流窜到缅甸的前明余孽，咱应该展示天朝上国的宽容大量，把一些没有改土归流的土地赐给缅王治理”。
当时华夏文明确实没有近代外交的概念，对于乱赐土地管辖权也不当回事。）
而既然明朝的云南名义面积那么大，高黎贡山以西的四个宣慰司，又岂是容易抵达的？
对当地地理环境恶劣程度不了解的，可以参照一个例子——高黎贡山以西的土地，后世属于缅北“野人山”的一部分，一直到抗战的时候，入缅军队被日军逼进野人山，都是苦不堪言，损失惨重。
往那些地方调兵，就算没有敌军阻断道路制造后勤障碍，至少也得五六个后勤辅兵维持一个战兵了，损耗太大。
李定国抵达大理府后，也有观察过周遭地形，连续十天没有歇息，一直在外奔波，了解实际地理。
所以他倒不是空发大言、打无准备之仗，而是实实在在了解这个后勤困难的。
他便梳理了一下方略，跟刘文秀商量：“我岂不知道路险远，那就少带战兵，奔袭因粮于敌。再裹胁一些新向大明的附近其他土司，利用诸宣慰司下各部原有的矛盾，驱虎吞狼便是。
幸好王爷如今给我军多配属了驱瘴的药丸、药油，便是饮食南中瓜果菌菇野味补足军粮，应该也不至于让士卒过多水土不服。
另外，要远征的士卒，最好从两年前跟随大哥转战过云贵的那些士卒里选。听说凡是在南中生活过一两年，熬过吐泻热病诸般瘴气的，身体便会形成抵抗力，这也是江宁研究所几个大儒总结出来的，已经做过实验了。”
刘文秀对这些说法的靠谱程度还不太了解，有些存疑，李定国便跟他分兵分派了任务：
今年冬天，他俩一个驻扎大理府，一个驻扎昆明府，分东西平定可能冒头的诸多反抗土司，争取每次以小股部队奔袭、分化瓦解为主，扑灭贼酋。
计议已定，李定国就动手了。
他为了防止后勤困难，竟然只派了两千名战兵，确保后勤骡马，翻越高黎贡山奔袭出乱子的三家土司。
这些战兵里，配备了三百名“武昌造”步枪手，充足的弹药补给，其他士兵就多携带传统弓弩，最后，还有几十支双管骑兵枪、两门轻量化的最小型骑兵炮，便于在山区拖曳行军，同时万一遇到奔袭后要攻寨，也可以第一时间投入战斗，让敌人猝不及防——
因为如果不带大炮的话，到了坚固营寨等处，就要临时打造攻城武器，哪怕这些土木营寨并不坚固，随便花一两天造飞梯撞木就能破墙，但还是会给敌人反应时间。
有了骑兵炮后，就能搞偷袭了，甚至小部队半夜急行军抵达营寨外，然后毫无其他火力准备，上来第一炮就是直接把骑兵炮拖到寨门外两百步、对着大门轰。
一旦偷袭第一时间轰碎寨门，再掩杀涌入，就能把奇袭的效果最大化。
……
有了诸多准备，加上有心算无心，李定国看似冒险激进的赌命之举，果然收到了奇效。
一方面，在出兵之前，李定国先耍诈设法怀柔，给里麻宣慰司的那两家作乱土司送去些黄金珠宝和其他财物，假装想要妥协，要求他们“可以不实际接受流官控制，但不要明着扯旗”，
李定国的信中还说，只要他们答应接受“实际上当土皇帝，名义上不抗拒流官制度”，那么朝廷就数年内不会再派流官过来，还能在已经被杀的那三个流官头上扣屎盆子，说是他们上任后违规搜刮，才导致义民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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