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移民的难度是很高的。这里的难，更多指的是移民的意愿。
应该说，此时的鲁西地区，对于移民这件事，是极不热衷的。
从文化历史的因素上讲。
一方面，这里是孔孟之乡，历朝历代这里都不喜欢迁徙，更喜欢守在家里。
不只是守家。
更是守祖坟、守父母、守祖屋、守祠堂。
另一方面，这里的纺织业，相对来说也并不差，基本上，自耕农的小日子过得还算相当可以。
这个纺织副业的问题，既有历史因素、也有地理因素。
历史上，春秋战国时候，就有“强弩之极，失不能穿鲁缟”的语句。当然那时候肯定不是棉花，但不管是苎麻、柞蚕、麻布，总归，纺织业的底子在这摆着。
诸如什么孟母三迁、曾参孝母之类的故事里，也多半有一个“纺织为业教育儿子”的母亲。
自宋代黄河决口之后，这里水患渐渐小了。随后明初，洪武皇帝强制推广了棉花种植，彻底取代了苎麻等。鲁西地区的气候、土壤，又极为适合种棉花，很快棉花种植就发展起来了。
永乐迁都之后，大运河再度流转起来。
没有铁路公路的时代，大运河就是沟通南北经济的交通命脉，鲁西地区处在运河沿岸……
固然说，因为拉纤、河工、助漕等，老百姓的负担肯定是有的。
但辩证地去看，因为有这么一条“交通主动脉”，使得鲁西地区的纺织品，也得以快速流通。
即便说，前些年，大顺“割肉剜疮”一般，废弃了运河漕运——废弃运河漕运，并不是说闲着没事干把运河堵死了。但要知道，作为黄河冲击平原，只不过，没有清理、水柜、调水、漕运总督、每年高额的漕运维护费等等，用不了几年，运河就淤积了。
从原本的全国性的交通干线，混成了一段段的地方性交通干线。
对纺织业，肯定是有影响的。
但，正所谓，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
自宋黄河南决之后、再到明末混乱，及至大顺初年，鲁西地区经历过战乱、起义、反抗、屠杀等。
大顺的均田政策，没有彻底的、全面地执行。但在华北地区，尤其是河南、山东等地，因为种种因素，使得大顺开国之初，鲁西地区的口均土地面积，大约在25亩左右。
这种条件下，男性劳动力的地位，是远高于女性劳动力的。
非常简单的道理，没什么这个权、那个权的。人均25亩的情况下，一个男性青壮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在农业时代，就是比女性高。
于是，这样的社会存在，造就了这样的社会意识：女性找婆家，是需要“展现自己的劳动能力”的。
这种展现，体现在婚俗上：女性在结婚时候，必须要准备大量的鲁布嫁妆。包括背面、褥子面、门帘子、衣衫布等。
以证明“我作为妻子是合格的，我有劳动能力，且我的手很巧，可以织很多布”。
男耕。
女织。
在这种风气的带动下，加上这里适合种棉花，使得这里有俗语唱曰：插花描云不算巧、纺纱织布吃到老。
固然说，伴随着李淦继位，社会稳定，休养生息，气候转暖等等因素的叠加，人口激增。
社会现实已经是：只靠男性在人均三亩的土地上劳作，已经无法满足家庭的税收、地方赋、铜银兑换、劳役等封建压迫的需求，使得女性的劳动价值在家庭内部的比例增加——原本人均25亩地的时候，男耕女织，家庭劳动就算不算钱、不算在社会劳动里，那么男女对家庭的价值创造可能是八二开；现在人均3亩地的时代，大概就是六和四开、七三开。
但一方面，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依旧延续这人均25亩地时候打下来的意识基础。
另一方面，也使得女性对于鲁布的技巧，若是不足，是真的难以养家。
在这种氛围下，即便说，大运河已经不再是全国性的交通主干线。
但是，这里一般自耕农的日子，也还基本过得去。
如果说，移民是放在黄河北决之后的背景下，肯定从者如云。
一方面原本的经济贸易体系崩溃；另一方面黄河漫灌，农业基础也基本崩了。
那时候，留在老家，就真的只能饿肚子了。在那时候，说移民，自然简单。
可尴尬的就是，现在，黄河没决口，要防患于未然。而这里的自耕农，小日子基本还能凑着和过。
再加上这里严重的安土重迁、故土难离、守着祖坟等等情结，真的是件很难很难的事。
最简单来说，安山湖周边的围垦，已经数百年。很多家庭的祖坟都在这里。
现在刘玉说，要把这里重现大野泽、梁山伯，要把这里淹了。
也就等同于，要把人家的祖坟给淹了。
这，要是没有阻力，那就真的只能在编造出的“中国”里找这样的地方了。反正，现实里，要淹人祖坟，在现实的中国，肯定是要闹出大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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