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大顺而言，对铁路的认知，是不可能走上普法战争的认识的，因为大顺周边有啥需要修个铁路否则打不赢的敌人吗？能修铁路的、好修铁路的地方，脚板子一样打赢；打不了、不好打的地方，肯定是不好修路、或者这时候压根没法修路的地方。
是以大顺皇权对铁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必然要是维系统治、方便赈济、便于输粮、有利镇压的。
京西煤矿到京城的铁路，延续的是这样的思路，为的是京城燃料的稳定；而真正琢磨着要用印度税收修的第一条大铁路，也必然是延续这种思路的。
皇帝觉得，太子欠缺的，就是一种对“器”的认识，了解、以及如何使用的思路。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件事可以教，那么将来出来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不能按图索骥了，没有思路，可咋整？到时候岂不是一脸懵逼？
守旧派搞不明白。
实学事功派，过于激进。
新学派，脑子里有自己的想法。
做皇帝的没有个一贯以之的思路，到时候便会觉得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李淦看来，熙宁变法没有问题，之后的旧党复辟，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于变法也好、复辟也罢，皇帝都得凌驾于党争群臣之上。
而要凌驾，就需要有自己的思路、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认识。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干什么。
朕即国家，朕要做什么，新党、旧党、守旧派、实学派、复古儒、激进工商派，皆工具也！
否则，那要被人玩死的。
大顺的改革，从来不是刘钰宰执天下的状态下改的，至始至终在皇帝看来他都是个工具，因为皇帝知道大致该怎么搞，大致知道哪些事可以干、哪些事干不得，群臣争议那都是个屁，听响儿罢了。
包括在成体系之前，刘钰在皇帝看来，不过是一个郎官类宦官，借皇帝之势，在外开府，以近臣宠臣之幕府而行变法的。既不是丞相开府，也不是执掌天佑殿一言堂，其中区别，可大了去了。
既不会罢免刘钰，也不会改革科举，更不会罢免那些攻讦刘钰的大臣。
只是，要是太子就这成色，即便自己临走之前，把几个必须要“带走”的人一起带走，怕也必要搞出来王莽改制一样的大乱——至于靖康耻这种事，李淦琢磨了琢磨，觉得即便妄自菲薄许多，这天底下已经没有再能搞出来个靖康耻的政权实体了，倒是感觉距离类似王莽改制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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