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忙，很大程度上是瞎忙，因为各种政策朝令夕改，官员变动十分频繁，宰相就不断更换，黄潜善、汪伯彦倒台了，叶梦得上台了，叶梦得倒台了，吕颐浩上台了，宰臣频繁变动，往往任职只有数月甚至一月。
宰相频繁变动，背后的原因是官僚集团内部斗争的剧烈。这种官僚集团两极化的现象，已经是一种常态，不止是从宋钦宗被围开封开始的，甚至可以推及到王安石变法时期，从那时候这个国家的思想就分成了改革和守旧两大派系，斗争持续恶化，越来越不理性，王安石和司马光集团最初还可以看做是理念之争，到了最后已经完全沦落到了权力之争。反倒是宋徽宗和蔡京这对昏君加奸臣的组合，让执政团队稳定了二十年，北宋也迎来了兴盛顶峰的宣和时代。
赵构面对的也是这种情况，他威望不足，能力也不够，完全无法平衡派系争端。
时局动荡，大浪淘沙，反倒慢慢为赵构选择出了一批能干之人。
一场苗刘兵变，让张浚、吕颐浩等人冒了出来，朱胜非其实也颇有能力，但因为他跟苗刘谈判的结果，是以赵构退位为代价，哪怕只是策略，也给了反对者口实，兵变平息后，挺身而出转折周全的朱胜非被排挤出了朝堂。
但平定兵变的一批人，则以救驾之功迅速崛起。
武将中的韩世忠、张俊终于冒出了头，不在以王渊部下的身份示人。韩世忠功劳最大，封了武胜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检校少保等官职，连他的老婆梁红玉，都封为护国夫人。
文官中的张浚论功第一，甚至功劳最大的就是他，是他带头组织刘光世、韩世忠、张俊这些人去救驾。加上文贵武贱，他立刻就成了赵构最信任的人。
张浚也对得起这份信任，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刚直的人，只做他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会因为对方的身份或名望而退缩，在李纲名声日隆的时候，他就敢批评李纲。这种人往往只为做事，名利甚至性命都可以放到一边。
李慢侯认识张浚，当日张浚孤身入高邮湖诏安薛庆，李慢侯在周边剿匪，那个身影让他印象深刻，甚至有些怕。联想到此人在历史上的记载，李慢侯觉得很难评价。这就是那样一种人，为了做事，无所顾忌，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可以不择手段。而他自己对事物的评价，外人很难猜度，因此也就永远不知道此人会有什么行为。
李慢侯从这种人身上看到的，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气息，因为他无所顾忌。而且也没什么在乎的东西，跟商人交往，你知道他肯定是图利的，有利可图的事情，他就会做。跟农民交往，你知道他是求稳的，小富即安的事情，他就会做。可张浚这种人，你知道他会做什么？
不止李慢侯，很多人都根本预料不到张浚的行为。苗刘兵变的时候，他们假借皇帝的名义，罢免张浚的官职，张浚紧接着就宣布起兵平叛，而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发生了兵变，还以为苗傅和刘正彦高升了。张浚通过一些蛛丝马迹认为事情不对劲，立刻就敢动刀兵，如果不是他，刘光世这些人甚至都不敢行动。
平叛之后，张浚也立刻掌握了大权，奉命继续镇压苗刘余党。那些苗刘部将，当然受到打击，但张浚还借此机会，狠狠杀了一些观望的人物。其中一个叫做范琼！
此人不是西军将领，而是东京禁军出身，是开封汴梁人。单从行为上来看，此人不是什么好人，但时局动荡，所有的将领，包括韩世忠在内，看着都不像什么好人。这个范琼，也是很早就跟随赵构，他不是西军，因此跟苗傅一样遭受排挤。赵构南逃的时候，他被派去救援被金军围困的东平府，显然这是送死的活儿，他因为不受西军集团待见，才被安排这种苦差。
一路上磨磨蹭蹭，还没到东平府，东平府的守将孔彦舟就逃跑了，他看到情况，也不去东平府了，跟着一起跑。一路跑到了淮西，到处打家劫舍，因为与寿春知府冲突，甚至让部下杀了寿春知府邓绍密，论打仗不如西军，论跋扈则不遑多让。
最后范琼裹挟着大量被他招降的流寇，南渡到了江西，驻扎在南昌。因为同样的遭遇，他跟苗圃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都是被西军王渊等人排挤的对象。张浚起兵勤王，给身在南昌的范琼一连发了五封信函约他进兵，范琼都没有理会。
平叛后，张浚大权在握，决定除掉这个跋扈的武将。派御史陈戬去宣召，让范琼到杭州面圣，范琼先不接诏书，而是带兵把陈戬围起来，当着他的面抓了一个人剥皮，陈戬一点都不怕，还威胁说，你不知道苗刘是什么下场吗？
范琼不敢造反，但也不认为赵构敢杀他。他接了诏书，却不是一个人来杭州的，而是带着他的军队赶到杭州。见到赵构之后，非常嚣张。他告诉赵构说，从祖宗开始，御前禁军就没用过河北、河东和陕西人做统领，他觉得自己很适合做御营统制，还说他招到了淮南、京东一带十九万盗贼，都只听他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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