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的车队正在通过达拉斯的市区。
乐宗在死亡大转弯之处遭遇了暗杀，身中三枪子弹，头部、颈部和背部都被连续击中，脑壳当场腾空而起，脑花溅了一整车都是。
当时同车而坐的杰奎琳被吓得脸色发白，但很快就反应过来趴在车盖上，试图要把脑壳给找回来。
她不想让自己的丈夫下葬时身体还缺少一块。
于是做出了这般惊人的举动。
在遥远的弗吉尼亚的麦克莱恩，当约翰·埃德加·胡佛打电话告诉罗伯特肯尼迪这个消息时，他正在希考里山庄的游泳池边吃工作午餐。
胡佛的语速很快，毫无同情之意。
一位朋友从华盛顿市区快速穿过波托马克河，希望能赶去帮助他们。
罗伯特想起了老朋友拜伦·斯凯尔顿的警告，他说过，肯尼迪总统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去达拉斯。
跟罗伯特不同的是，JFK从来没有担心过暗杀的问题，而且他们俩都认为罗伯特更有可能成为狂热分子下手的目标。
这位朋友绝望地寻找着某种能让坏事变好事的托词，说：“或许这会减少仇恨。”
罗伯特摇摇头，他说：“几个月之内，就会被人们忘记。”
人民是最感恩的群体，也是最健忘的群体。
在那些以预测公众情绪为业的人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虽然暗杀会被人记住，但在公共意识中，它很快就会减弱。
人们对20世纪其他阿美莉卡总统的尊崇永远无法与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尊崇相提并论。
1945年春天，罗斯福总统去世时，全体美国国民无不感到极度悲伤。
然而，到了夏天，人们的情感宣泄也就自然而然地偃旗息鼓了。随后，哈里·杜鲁门入主白宫，整个阿美莉卡对此都感觉很舒服。
没有理由期待肯尼迪和约翰逊的过渡期会有任何的不同。
在阿灵顿举行完葬礼之后，肯尼迪的助理们要赶在他们的读者消失之前急急忙忙地完成他们的回忆录。
官方的哀悼期持续了30天，但并没有如宣传的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只不过是将阿美莉卡国旗降半旗，并规定本国政府成员在此期间不能安排社交活动。
其他的商业场所在11月26日可照常营业，那天是周二，国葬的次日。
电视里的商业广告重新活跃起来，股市急剧上涨，戏院的招牌也全部被点亮。30天过去了，阿美莉卡国旗又重升到了旗杆的顶部，华盛顿的舞女又重新开始招待客人，但记者发现哀悼并没有完全终止。
在纽约，约有1000人慢慢走上第五大道，就像是一群失去牧羊人的羊，每个人手中都拿着一支蜡烛，以怀念他们遇刺身亡的总统。
1963年圣诞节，在阿灵顿公墓，人们纷至沓来，一整天都没有停息，他们5人一排在肯尼迪墓的长明火前绕行；当时地面上覆盖着6英尺深的雪，但等候的队伍仍一直延伸至几个街区以外。
政治评论家斯科蒂·赖斯顿写道：“肯尼迪的传奇在发展和深化。现在看来，显然他激起了世界多地那一代年轻人的兴趣，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甚至那些贬损过他的人现在也开始赞扬他，许多谴责过他的政敌现在反而开始寻找看上去和听上去都像他的候选人。”
杂志开始出肯尼迪纪念专刊，所有的书店都辟有一个小角落，在桌子或书架上摆放肯尼迪写的书或写肯尼迪的书。
拍卖行的人发现，他的信和林肯的信一样值钱。
为了强调政府的延续性，在约翰逊离开华盛顿外出访问时，白宫工作人员会同时分发两位美国总统的照片，但这一做法很快就被中止了。
因为林登·约翰逊的照片每被拿走1张，就会有10张肯尼迪的照片被拿走。
当约翰逊因为一位特勤局工作人员戴了一个PT鱼雷艇领带夹而训斥他，并把它从其衬衫上扯掉时，阿美莉卡特勤局被激怒了。
约翰逊的愠怒是可以理解的。
他的光彩被自己的前任遮蔽，有时甚至会让自己黯然失色。
支持约翰逊的人认真筹划着1964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想把它当成一个约翰逊派系的节日，即便如此，他还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人抢了风头。
一个月前，他从自己的阿美莉卡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上划掉了罗伯特的名字。
但大会上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仍并不属于林登·约翰逊。
当罗伯特走向讲台，介绍一部关于他哥哥的总统岁月的电影时，与会人员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代表们向他报以了15分钟的欢呼，并起立热烈鼓掌，而当他用那种独特的嗓音轻柔地引用莎士比亚的剧本台词时，他们又都潸然泪下：
等他死后，
再把他带走，
让他化作小星星，
他会让天空变得异常的晴朗，
以致整个世界都会爱上夜晚，
而不再崇拜耀眼的太阳。
罗伯特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鼓励这种情感的表露。
他再三设法阻止它，然后，咬住嘴唇，低下头，以抑制自己情绪的爆发，看到这一切，泪水模糊了人们的双眼。
戴维·布尔克利得出的结论是：刺杀及其余波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他看来，这出悲剧“影响太大，太过突然，太让人不知所措，而且含义太多。必须区别对待”。
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感知到这一点。
参议员拉尔夫·亚伯洛受过阿美莉卡南部雄辩术华丽传统的滋养，当肯尼迪总统在帕克兰医院被宣布去世时，亚伯洛转过脸去，低声说道：“亚瑟王的神剑沉到了波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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