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即位后，为了打破明朝东联朝鲜，西结蒙古，对后金所构成的包围圈，决定“先抢江东(指朝鲜)，以除根本之忧，次犯山海关、宁远等城”[40]。因此，当明使李喇嘛一行抵达沈阳，他明知是来察看虚实，但仍以礼相待，表示和好，由于后金“将讨朝鲜，欲因此阻其兵，得一意南下”[41]。所以，十一月十六日，皇太极派方吉纳、温塔石等人随李喇嘛同往宁远，致书袁崇焕说:“尔停息干戈。遣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即位。尔循聘问之常，我岂有他意，既以礼来，当以礼往，故遣官致谢。至两国和好之事，前皇考往宁远时，曾致玺书与尔，令汝转达，至今尚未回答。汝主如答前书，欲两国和好，我当览书词以复之。两国通好，诚信为先，尔须实吐衷情，勿事支饰也”[42].
宁远大战后，袁崇焕认识到后金的军事力量仍很强大，必然要兴兵再犯，以报前仇。因此，他提出了“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以实不以虚，一以渐不以骤”[43]的战略。当袁崇焕收到皇太极求和的来书后，正符合他“款为旁着”，以议和为手段，作为缓兵之计，乘机修城筑堡，屯田练兵，重建宁锦防线之策。但是，他知道议和一事关系重大，必须慎重行事，何况自己只是一名小小的边官，所以他不拒绝后金的议和，却以书中大金国与大明国并写，不便入奏为由，仍付方吉纳、温塔石带回，以观事态的发展。
天启七年(1627)一月八日，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等人，率领三万大军入侵朝鲜。他为了防止袁崇焕起兵援朝，进攻沈阳，于是就在出征的同一天，派方吉纳、温塔石赴宁远，致书袁崇焕请求议和，书曰:
“今尔若以我为是，欲修两国之好，当以黄金十万，白金百万.缎匹百万，布匹千万相馈，以为和好之礼。既和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岁我国以东珠十，貂皮千，人参千肋遗尔。尔国以黄金一万，白金十万，缎匹十万，布匹三十万报我.两国诚如约馈遗，以修盟好，则当誓诸天地，永久勿愉”
袁崇焕立即将后金求和报告明廷，他上疏称:“夷使方金纳(即方吉纳)九人特来讲话，随诘来夷，何故起兵……又投递汉文夷察，将向时皇帝二字改汗字，如虎酋之称，而仍彼伪号.然既差人求款伪号安得犹存，……令易年号，尊奉正朔”
明廷对后金求和十分重视，明熹宗朱由校认为袁崇焕处理“奴使求款，应之有权，战守可恃，操纵合宜”。同时又提出议和条件是:
“然而十年茶毒，奴罪已深，一旦输情听信匪易，侵地当谕令还.叛人当谕令献.当不止去僭号，奉正朔。一纸夷书，数字改换，便可释憾消疑也”。
袁崇焕看出明金议和条件差距甚大，双方皆无议和诚意，都把议和作为缓兵手段。尽管如此，袁崇焕仍打着议和的旗号，他想利用议和时机，企图修复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所谓“乘敌有事江东，姑以和之说缓之。敌知，则三城已完，战守又在关门四百里外，金汤益固矣”。
三月五日，袁崇焕派杜明忠等三人，前往沈阳，带去他和李喇嘛书各一封，希望“息止刀兵”。此时后金已战败朝鲜，两国结为兄弟之盟，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四月八日，皇太极命明使杜明忠等人回宁远，带回他给袁崇焕和李喇嘛的复书。他在答袁崇焕书中，坚持“以我为是”，索取偿金岁币，业且要求修正国书格式，他说:“我揆以义，酌以礼，书中将尔明国皇帝下天一字书，我下尔明国皇帝一字书，尔明国诸臣下我一字书，已为允协，以后尔凡有书来，当照此书写”[50]。
值得注意的是，这天皇太极又给袁崇焕致一书，书称:“若果两国议和，先须分定疆域，以何地为尔国界，何地为我国界，各自料理。今尔遣使议和，又修葺城垣，僭图侵逼，……不愿太平而愿争战，恐非善事”[51]。这里所谓“分定疆域”，就是山海关以内归明，辽河以东归金，而宁锦一带不得设防，成为中间地带。袁崇焕认为明金分定国界，事关重大，另外还要向后金纳偿金及岁一币，因此拒绝接受，所以议和谈判宣告破裂。
五月六日，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由，‘实际上是怕袁崇焕重建宁锦防线，威胁后金一安全，故率领五万大军攻明。当时守卫锦州的明总兵赵率教、监军太监纪用等人，闻知后金兵来攻，便把临近城堡的守军和粮草皆迁至锦州城内，实行坚壁清野。十一日，皇太极率军抵达锦州，遂围其城，见明军有备，即遣使劝降。十二日晨，赵率教、纪用“欲一缓师以待救”[52]，派人赴金营议和。皇太极盛气怒目说:“此我家地方，尔等在此修城何为”[53]并遣两人随至，带来致赵、纪二.人书，书曰:
“今董率三军，亲至城下，尔等坐困孤城，外援莫至，将待势穷力屈，俯首就戮耶，抑事识机先束身归命耶，夫讲信修睦，共享太平。岂不甚美。……今或以城降，或以礼议和，惟尔两太监酌而行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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