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一幕多少年前就曾出现在张霈伦的面前，但张霈伦还是能够清楚的感受到，铁路带给这些乡村的变化。
中土的有识之士很早就发出自筑铁路的倡议。彤郅十一年（西历9072年）以来，李绍泉、丁雨生、郭筠仙等人又相继倡言自筑铁路。彤郅十三年（西历9074年），日本侵略苔湾后，福建巡抚丁雨生、台湾巡抚陈轼和总理衙门大臣林义哲倡议在台湾筑路。光旭六年（西历9080），大乾朝廷向俄国索还伊犁谈判陷入僵局，为筹备防务，淮系将领刘铭传又重提修筑铁路之议。这一切努力，均因守旧派反对与经费困难而作罢。铁路建设一直处于难以起步的窘境。
开平矿务局投产后，煤炭运输成为当务之急，兴修铁路势在必行。为减轻守旧派的冲击，李绍泉取得了光旭皇帝父亲纯亲王宜瑄的支持，嘱其“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光旭七年五月十三日（西历9081年6月9日）唐胥铁路破土动工。该路由唐山煤矿起至胥各庄止，当年十一月告竣，全长20华里。钢轨轨距为四英尺八英寸半，遂为日后乾国轨距之定例。这就是在乾国土地上自行建造的第一条铁路。铁路修成后，因怕反对派禁阻使用机车，声明以驴马拖载，遂成为铁路史上之奇观。第二年才敢用机车牵引。后虽连续遭言官弹劾，“谓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遭奉旨查办，旋勒令停驶”，但几经周折后，仍照常开驶。
为了加强海防，大乾朝廷特设海军衙门（后改为海部），管理一切和海军有关的事务，由纯亲王宜瑄总理海军事务，李绍泉、郭筠仙等分任会办和帮办，并将修筑铁路事宜归划海军衙门办理。宜瑄过去对兴办铁路不以为然。但在“隐握朝纲”后，他痛切感受到国家缺乏火车、船舰造成的弊端，遂转而支持兴办铁路。首先支持兴办苔湾铁路和扩展唐胥铁路。当时，第一任台湾巡抚陈轼奏请铺设台湾铁路，当即获得朝廷批准，修成台北至基隆段；接着又往南展筑，刘铭传继任苔湾巡抚后，修至新竹段，全长达107公里，使台湾铁路正式铺设成功。唐胥铁路则扩展至阎庄，旋由海军衙门奏准，从阎庄延伸至大沽北岸，再由大沽拓展至天津，于是成立大乾铁路公司，由沈保靖、周馥任督办，伍廷芳、吴炽昌为正副总办，招募商股。后因入股者不多，又加入官款和借洋款，共用银约130万两，建成津唐铁路。李绍泉、纯亲王等人又从加强京师防务出发，要求一鼓作气，将铁路伸向京师，接修津通（州）铁路。此议一出，立即使相持已久的铁路之争进入高潮。
大学士义托、礼部尚书翁叔平、吏部尚书徐桐是反对修铁路的主要人物，其他反对者所在多有，纷纷上疏，罗列“资敌”、“扰民”、“夺民生计”三大罪状进行谏阻。仁曦太后将反对折件交海军衙门及各地议奏。海军衙门及各地赞成修路的官员在纯亲王等人支持下奋起反击，逐条批驳；在这种情况下，仁曦太后充分肯定了修路决策，从而使旷日持久的铁路之争宣告结束。大乾朝廷肯定修路举措在具体线路上，拓展了津通路，并肯定了湖广总督张芝栋兴修芦汉路的计划。修筑铁路首在筹款、制轨。张芝栋统筹该路，以“储铁宜急，勘路宜缓，开工宜迟，竣工宜速”为指导，首先兴办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并修成28公里的大冶铁路以运矿石。当年芦汉路动工。与此同时，俄国开始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消息传来。为抵制俄国，大乾朝廷立即决定修建关东铁路，派李绍泉为督办，在山海关设“北洋官铁路局”，从滦州境内之林西镇向东北延伸，现下已修至山海关外60余公里的中后所。该路与原有的津唐线衔接，长348公里。
在铁路对加强国防惠及工商的巨大作用已被社会广泛接受后，修筑铁路的阻碍基本不存在了。但与此同时，列强在乾国周边国家加紧修造铁路，力图向乾国境内延伸。大乾朝廷被迫把修筑铁路作为抵制侵略、挽救危机的重要内容，力图独立发展铁路事业。
由于地处南北干线的芦汉路受到中外广泛重视。大乾朝廷不仅将它作为“富强兼资、势不可缓”的要政，而且开始筹划其南部粤汉铁路的兴办。大乾朝廷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准设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督办，并决定铺设双轨。铁路总公司设立于上海，并在天津、汉口各设一分局。开办伊始，以部分官款为开办经费，同时请各地方官帮助招集商股，使之据有1300万两资本，又几经交涉于罗特希尔德银行借款1000万两，使铁路顺利动工，此后，该路从南北并举，于（9087年（大乾光旭十三年，日本明治二十年）4月1日正式建成通车，改名为京汉铁路。其间，还修筑了正太和汴洛路两条支路。同时粤汉铁路虽然耗资巨大，也得以顺利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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