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美最引人瞩目且影响特别大的，是他不辞辛苦的到处演说，即所谓的“行万里路，讲百次演”。1942年上半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载：“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普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
胡适做大使时也每向好友倾吐他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今年体质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馀次，颇感疲倦。我在此三年，不曾有过一个周末，不曾有一个暑假。”据他自己回忆：“本人在美任大使数年，赴全美各地演讲四百次之多。”
但是，胡适受诟病的，又常常是他的讲演。宋子文就认为胡适的讲演是“空文宣传”,当面责难胡适:“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
就连胡适的小朋友唐德刚也说：“其实这种苦差事(指演讲)如行之者是胡适教授，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自然要传令嘉奖。但如行之者是胡适大使，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摸鱼摸虾，耽误庄稼。胡适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摸鱼摸虾，岂不该撤职……总之胡先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
也就是说，做为驻美大使，胡适的这些讲演是不务正业。
还有人说得更难听：“胡适也不会别的。”
没有人否定，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胡适的演讲是功不可没的。难道，中国抗战的决心和意义能被美国所了解并得到普遍的同情和支持，不是驻美大使最主要的职责吗？
胡适所以对到各地讲演不遗余力，因为他了解美国这个民主国家，民意对国家决策的影响有多重要。而习惯于专制制度下的人们，对民意是不屑一顾的，再他们看来，老百姓的想法和看法没有用，还不是当官的说了算。
其实，历史归根结底是人民创造的，在专制制度下，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也是民意。只不过，这不像民主社会那样一目了然。而民主社会，民意表达方式，一般是和平的方式，而在专制制度下，一般要诉诸暴力。
也难怪，对于这些，宋子文之流怎么会懂呢！这里，不妨借用一下，那些说难听话人的话。换上别人，还真不见得有胡适这样的本事。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另一为时人所诟病的话柄是“先生只好个人名誉，到处领学位”。这也不无根由。胡适任大使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慕名而来，纷纷赠以荣誉博士学位。据统计，胡适四年大使期间竟领得二十七个荣誉博士学位。当然，如若此事是在和平时期，或者胡适只是一个单纯的学者，各大学赠以荣誉博士之学位，胡博士欣然受之，本也无可厚非，或则也是一段佳话。但作为战时的驻美大使，百务缠身，却花费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接受学位，怎么说也有不务正业之嫌。正如他的学生傅斯年婉言批评的那样：“此自非坏事，但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
“纷纷赠以荣誉博士学位”，不是对胡适这位大使的充分肯定吗？那荣誉难道只属于胡适吗？
也有传言，胡适主持大使馆馆务，用的是无为而治的办法，让各部门的人各司其职，自己向来不亲细事。傅斯年曾写信提醒胡适注意此事：“当时熟人中之传说，有可注意的几点：馆中staff(职员班子)始终未曾组织好，凡事自办，故efficiency(效率)难说……又言馆中纪律亦缺乏……此事似值得考虑也。”
关于胡适无为而治，我们前边曾经介绍过了，应该说，不被理解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当然，这无为而治，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在美国大使馆收效如何，或许需要专门考证。
做为书生大使，胡适肯定有很多短处。比如，唐德刚曾讲述过胡适大使任上的一件趣事。珍珠港事变前，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后者认为这是件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国会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卿和该馆馆长特地敦请中国大使胡适，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查看。谁知胡适这位大使是个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一看就看了个把钟头，把那些陪他前来而与善本无缘的外交大员和图书馆馆长冷落在幽暗的书库走廊，踱其方步。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了出来，和这批要员们大谈其善本的经纬。这件小事，在他们所谓外交使节的圈子里都认为是有失身份的事，但是胡适我行我素而不自觉。当然也有人认为他是位学者大使，因而他的怪行反而传为佳话了。真所谓“真名士而自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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