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20日，胡适正在巴黎游说时，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胡适做“国民外交”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做食俸禄的官——驻美大使，那可是件承颜候色的差事。这对他这个无党无派、自由自在惯的人来说，实在是勉为其难。况且，他曾许诺士林，不入政界，不愿为官。
然而，这是什么时候呀！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热血知识分子，总不能将清名虚誉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吧？
他的好友、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相继来电，劝说他就任驻美大使。行政院长孔祥熙也打来电报说：“介公及弟甚愿借重长才，大使一职，拟由吾兄见屈。”
不过，他还在犹豫之中，理由是：“二十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他将准备的回电交于朋友们看。
真是奇了怪了，过去，无论什么事，征求朋友意见，总是有赞成有反对的。但这一次一边倒，遭到大家的一致反对，都认为国难当前，不应“推卸此事”。
胡适自然是个有责任、有担当之人，也很看重朋友们的意见。在一个星期里，他都是心绪烦乱，整夜整夜的失眠。直至7月26日，他终于下定了最后决心，艰难地作出了选择。
他在日记中写道：“半夜后始决定，此时恐无法辞卸；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此事。”
修改后的电文是：“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我何敢辞。惟自审二十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
此时，胡适清楚，还需要做一个人的工作，就是夫人江冬秀。因为，夫人一直不愿他涉身官场。
在很多人眼里，胡适与江冬秀，一个是大才子，学者、教授，一个是大字不识的乡下小脚老太太，从外形到知识到思想境界，他们都很不般配。世人甚至把“胡适的小脚夫人”，列入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民国历史上，有许多“名人”的包办婚姻，大多过得不幸。
比如，徐志摩和他的前妻张幼仪，一个是留学国外的风流才子，一个是他口中的“小脚女人”，徐志摩因为文化水平、思想差距的不可调和，在张幼仪怀着身孕时，提出离婚。
比如鲁迅与朱安，朱安虽未“被离婚”，却也一辈子只能做周家的女儿，寂寞孤苦终身。
但胡适与江冬秀，这一段本来由命运促成的可能会酿成悲剧的婚姻，却在两位有爱有智慧的人的共通努力下，成为张爱玲笔下的，“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必须指出，胡适和江冬秀的夫妻关系，绝对不是靠江冬秀耍狠来维系的，而是他对她有真实的依赖和欣赏。
夫妻之间，很重要的方面是一起生活，一起生儿育女。
实际上，在生活中，胡适越来越离不开江冬秀。江冬秀对他的照顾可谓十分体贴周全，细致入微。
比如，胡适在美国当大使期间，有一天穿上江冬秀寄来的衣服，发现口袋里竟装着7副象牙耳挖，他回信说：“只有冬秀才会想到这些。”
还是在美国的时候，江冬秀在胡适的领带下缝了一个小拉链，里面藏着一张5元的美钞。她的考虑是，万一钱包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钱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家。
江冬秀虽然识字不多，但是生活能力却很好。她厨艺很好，尤其擅长安徽菜。经常做了好吃的菜，请胡适的学生、朋友来家里吃饭。而且面对胡适的那些文人学者朋友，江冬秀的态度从来不卑不亢，为人爽朗、亲切。她给居住在家里的学生缝厚棉裤，把胡适的皮衣送给学生御寒，曾在胡适家中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罗尔纲回忆说，“江冬秀师母是个体恤人情的人”。
遇到大事，江冬秀是很有原则的，而且她很理解胡适，能站在胡适的角度考虑问题。比如，她深知书籍对胡适的重要。抗日战争期间，胡适在美国担任大使，江冬秀一人在国内的，带着三个孩子逃离北平。兵荒马乱之中，也始终带着丈夫的几十箱书，正由于她的努力，使胡适的藏书在战乱中得以保全。
后来，胡适在给她的信中感激说道：“北平出来的教书先生，都没有带书。只有我的七十箱书全出来了。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大功劳。”
也就是在带着孩子从北平逃出，到外地避难。这时，江冬秀还不忘以胡适的名义给家乡学校捐款，且数目不小；这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现在的胡适，遇事可是越来越重视夫人江冬秀的意见。
他去信对夫人说：“我在这十几天，遇见了一件‘逼上梁山’的事。……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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