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胡适陪杜威到山西。1920年10月10日,，杜威在国立山西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胡适担任口译。
杜威在演讲中,着重讲述了有何方法、何余暇讲求品格道德等问题而教授学生。他批评当时教员、家长单纯以学生成绩优劣，评价学生好坏的错误倾向，要求“在竞争之外,使学生爱群尽公益有互助精神,并于学校内外洒扫清洁各事,由学生为自发的共同动作”。他提倡提高学生的自治能力，即“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
杜威演讲之后，胡适作了题为《娘子关外的新潮流》的演讲。除了介绍娘子关外的思想文化新潮流外，还对当时山西的落后黑暗情形进行批评。山西大学的学生听了演讲非常兴奋，纷纷向胡适要求转学北大。胡适回到北大后经过商谈，北大允许山西大学预科毕业生免试入北大本科，于是山西大学学生纷纷转学北大。这一方案执行了两年。
1919年12月1号，在《新青年》第7卷第1号，被誉为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所发表的“最重要、最具有影响力”的檄文，《新思潮的意义》与读者见面了。
引人注目的是，在同一号上，发表了新青年同仁共同主张的《本志宣言》。
为什么发表这样一个共同宣言呢？
宣言明白交代它的来历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书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意见全体社员的公同，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但“读者言论”一栏，乃为容纳社外异议而设，不在此例。”
《本志宣言》接下来的文字，当属“全体社员”的共同主张：“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
“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
为什么发表这样一个共同宣言呢？
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全国范围造成了空前的政治高涨，大家都把《新青年》看成是这一运动的总司令部。
但是这个总司令部的主要成员，有人很激进，有人很平和，有人甚至不时地使用谩骂式的语言，对此，很多关心这个总司令部的人，用不同方式表示了不满。
比如，当时尚在海外留学的张奚若写信给胡适说：“吾非谓《新青年》登报中的人说话毫无道理，不过有道理与无道理参半，因为他们说话好持一种挑战的态度，谩骂更无论了。”
但是，更让一些人不满的是这个总司令部同仁的分歧，诸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必须指出：这个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空前开放的时期，正是人们所谓“王纲解纽”的时代。思想活跃，各抒己见，本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久处封闭半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对于忽然展现在眼前的五光十色的各种思想学说应接不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在有些人看来，总司令部里发出不同声音，使他们无所措手足。
陈独秀1919年6月被捕，9月出狱。这期间《新青年》处于停顿状态。陈独秀出狱后，经《新青年》同仁商量，改变1918年以来轮流编辑的做法，重新交给陈独秀一人主编。陈独秀力主主发表一个共同宣言，应该是出于重整旗鼓、统一思想、团结战斗的考虑。
当然，在对统一思想的本身，《新青年》同仁们认识上也并不统一，钱玄同就提出，若让“外界觉得《新青年》是主张统一思想的，那是很丢人的”。因为他们这些“提倡新文化的人，本来就是反对思想定于一尊的”，是提倡独立思想的。
而事实上，共同宣言的发表，也并没有阻止《新青年》同仁们分歧的近一步发展。当然，这是后话了。
然而，《新青年》同仁们对统一思想尽管有异议，共同宣言既然能够发表，说明大家还是做到了求同存异的。
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既然没发表在“读者言论”一栏，也就是说，该文的主要思想，是被《新青年》同仁认可的。
细读全文，就是将其视为总司令部对前段新文运动的总结，和对下一步运动的部署，也一点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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