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党史学家胡绳晚年曾指出：“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过去把它讲成是敌对双方的斗争，事实上还是朋友之间的争论，双方都是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势力的。……这场为时短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民主阵线内部发生的一场争论。争论的方式是商讨式的，直率而温和，并没有剑拔弩张。争论之时，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友谊依旧。争论过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陈独秀、李大钊与胡适，也并没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迥异而反目为仇。 所以，过去把这场争论说成两种敌对思想体系不可调和的大搏斗，无疑是夸大了。”
至于论争的结果，有人认为，这场争论促进了李大钊等人更切实地把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深入了解和逐步解决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这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就写道：我们“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因此，“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无疑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还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他确实也是这么做的。
一个多月后，李大钊发表《北京市民应该要求的新生活》一文，就改良北京市民生活问题列出20 条意见。这些意见都是关系到市民日常生活的市政问题，如税收、房租、图书馆、夜校、公园、医院、孤儿院、恤老院、汽车、电车、浴所、食堂、公厕、电灯、电话、市区规划等，均一一列出，力主逐项改良。
文章最后还说：“此外应加改良的事，必然还有许多，今天我只想起这些，其余的还要我们大家去想” 。可见，他对胡适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并不完全排斥，而是颇为赞许的。
1922 年1 月创办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便有感于“近一二年来的言论界，……大家都在纸上空谈不着边际的主义，并毫无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决心”，因而认为必须反对“不谙实际的传播一种高调的主张”。这份《发刊词》最后还宣布：“本刊的第一任务是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 其中明显反映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重视。
1924 年，《中国青年》亦发表文章表示应“少发些抽象的哲理高论，多注重于具体的实际问题”，并指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虽未免有些人觉得不满，然而我们从一种的主义上去切实的研究民众研究现实，总是应该的。” 这也表明，或许，“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起到积极作用的。
而陈独秀在1920 年的几篇文章中就写道：“与其高谈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不如去做劳动者教育和解放底实际运动；与其空谈女子解放，不如切切实实谋女子底教育和职业。”因此，“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底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当造逋逃薮安乐窝。”他还强调：“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 ，“无论在何种制度之下，人类底幸福，社会底文明，都是一点一滴地努力创造出来的，不是象魔术师画符一般把制度改了那文明和幸福就会从天上落下来。”那些所谓“彻底”、“完全”、“根本改造”、“一劳永逸”的想法，都是“懒惰的心理底表现”。这样的思想，几乎与胡适如出一辙。
有意思的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发动对胡适口诛笔伐的领军之人，在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他主持的《湘江评论》马上发文，列举出很多的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对胡适文章提出的“多研究些问题”的积极响应。
蓝公武和胡适本就是好朋友，李大钊和胡适关系也一直很好。李大钊遇难时胡适不在国内，后来，胡适曾尽力照顾过李的遗孀和子女。而发生所谓问题和主义之争时，胡适还在不遗余力的为陈独秀的释放而奔走，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运动分道扬镳之事。
历史需要的是真相，对历史按照自己的需要去随意编撰，是最为令人不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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