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胡适回忆当时情形，说“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
写信的那晚，胡适原本睡下，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笔而书，“书至夜分二时半”。
信中胡适很不客气地把这种声音称为“爱国癫”（胡适的原文是“patrioticallyinsane”，这个词也可译为“爱国疯”），意为已经丧失正常的理性：“此刻，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爱国癫’。诸位，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学子’、'干材’，若只是'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
胡适反对开战，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胡适出具的事实是，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但装备极为窳劣。而且，海军没有战斗力，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排水吨位仅四千三百吨。”
以这样的军备开战，“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
此时的胡适固然是个和平主义者，思想上肯定有“不争”的成分。但这次反对“爱国癫”，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赌注，胡适是反对的。他以比利时的两个城市为例，鲁汶（Louvain）因抵抗而城池残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则听劝于美国公使，未与德军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难。
胡适反对效法抵抗的比利时鲁汶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更何况比国当时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惨败。就其抵抗而言，他们自以为城市固若金汤，有恃无恐，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为了荣誉孤注一掷，结果导致全盘倾覆。试问，这是真正的勇敢吗？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
以比利时为覆辙，胡适提出“为这种英雄主义之'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
在当时，胡适这样做很不适宜，甚至危险，因为北美留学生的战争呼声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国人对此类事在评价上往往又以道义为裁断。而胡适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在北美留学生看来？胡适的公开信无疑是亡国，当亡国奴，简直就是卖国。
这封信一登出来，自然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是“木石心肠不爱国”。
胡适并不避讳，在日记中作了记录：“邝煦堃君（《月报》主笔）诋为'木石心肠，不爱国。’”
“谌湛溪(另一报的主笔）来书云：大着结论……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这是讥讽胡适为日本立了功，可以封侯了。
另有王君托任叔永转信与胡适，因其内容太激烈，任叔永没转却把它毁弃了，这让胡适觉得任叔永“忠厚可感”。
已经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了，时过境迁。胡适的晚辈和朋友，帮他整理“口述自传”并译为中文的唐德刚君，也禁不住批评说：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
唐德刚看来不仅是热血青年，多少还有“愤青”的情怀。几十年过去了，尚未能给那时处在孤立状态中的胡适以同情之理解。
是的。在胡适那封公开信里有这样的话；“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
但细读全文其主旨不是“安心读书”、而是反战。胡适的公开信乃以是国家实力为依归，没有激昂的热情，但却流贯着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当年胡适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那些北美留学生的爱国感和道义感当然不容置疑，但和他们持论不同，就是“不爱国”吗？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不爱国”呢？就其动机而言，胡适力表反对意见，就是出于“为'执笔报国’之计”。那么，在方式的层面上，很难说“战”就是爱国，“不战”就是不爱。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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