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称张焕纶为中国“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新教育的老先锋”，张焕纶的一句名言“千万不要仅仅做个自了汉”，曾影响了无数的学生，胡适在许多场合都提到“不做自了汉”的人生宗旨，宣传他人生要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的一贯主张。
直到胡适晚年，还有一个刚满二十岁的青年张宝乐满怀深情向他汇报“不做自了汉”这句话对他人生的巨大影响力。由于张焕纶与胡传的深交，胡传死后，张焕纶为他的四个儿子代撰了一篇《胡铁花先生家传》，胪列胡传生平甚详。
然而张焕纶显然没有对老朋友的小儿子这个当时名叫胡洪的乡下来的新生给于足够的重视，胡只见过他一回，那就是刚进学堂时参拜叩见的那回。张焕纶不久就死了。他没来得及在自己办的学堂里给胡适些特殊的照顾与关怀便死了。
那时是清朝末年，刚刚废科举，兴学校。这梅溪学堂课程还很不完备，只有国文、算学、英文三门。胡适因为不懂上海话，又不曾“开笔”做文章，所以暂时编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
但胡适在家乡已经读了许多古书。现在进五班，国文读《蒙学读本》，他自然不费吹灰之力，正好可以默默地用全力专攻他没有学过的英文和算学。
刚到上海时，胡适说话与穿着都很土气，第一天入学引来了许多学生围观。但是6个星期后，胡适崭露头角的机会来了。
这五班教国文的沈先生，应该是没瞧得起浅近的《蒙学读本》，事先准备不足。这一天，讲到读本里的一段引文：“传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沈先生随口说这个“传”就是《左传》，引文是《左传》上的话。胡适听到这里，心想，这不讲错了吗？然而，他毕竟刚从乡里来，不敢冒失；从母亲那里也学得了一点忍耐的好脾气。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这个“传曰”是《易经》里的《系辞传》，不是《左传》。先生用惊异的目光，望着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脸也有些红了。
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侬读过《易经》?”先生问。
“读过。”
“阿曾读过别样经书?”
“读过《诗经》、《书经》、《礼记》。”
“做过文章吗?”
“没有。”
“我出个题目，拨侬做做试试看。”先生出了“孝弟说”的题目，胡适回到座位上，勉强写了一百余字。先生看了，点点头，说：“侬跟我来!”
胡适卷起书包，跟着沈先生下了楼，走到第二班的课堂。沈先生对那班里的顾先生说了几句话，顾先生便叫胡适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已经是第二班的学生了，一天之中，他竟跳了三班!
在这里，做为学生的胡适，其给先生提不同意见的方式方法肯定是值得肯定的。试想，如果胡适是当众，而不是“直等到先生讲完之后，他才拿着课本，走到讲台那儿去，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低声对沈先生说”，事情会是怎样呢？
但是，更值得褒扬的，甚至应该大书特书的，是这位沈先生。老师出错也在所难免，但能做到沈先生这样的胸怀若谷，这样的从善如流，却是很难很难的。
试想，如果沈先生是一位掩过饰非之人，事情又会是怎样呢？
小小年纪的胡适，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得意，他满心高兴，坐下来凝神听课。先生却没有讲书。抬头一看，黑板上写着两个作文题目，原来今天这个二班上的是作文课。
顾先生在黑板上出了两个作文题，一个是论说题:《原日本之所由强》，另一个是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经义题”是科举考试做八股文的题目，胡适没有学过，不会做。“论题”虽然可以敷衍，但那个“日本”，在天南还是在海北呢?他也不大清楚，怎么做呢?刚刚升到这个班里，他既不敢请教先生，同学中又没有一个熟人，在乡里读的那些古书也帮不上忙。他心里急得不得了，以至暗自埋怨沈先生不该把他升得这么高，这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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