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此次赴欧美考察，固然是为躲避危险而促发，但当时学界也确有好多事情需要他到国外处理。
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均发生一定变革，对此加以考察，对国内五四运动后的文化建设是很必要的。
其二、学界发起“退款兴学”运动后，各国反应不一，需要蔡元培这样的有力之士大力推动。
其三、北京大学计划营建新图书馆，海外募捐是资金的重大来源。
其四、邀请海外知名学者来华讲学或者来北大任教。
等等。
不过，在所有的问题中，最为迫切的还是留法勤工俭学面临的问题。
前面说过，为了鼓励中国青年到法国学习，李石曾与蔡元培等已经付出了多年的努力。1912年他们在北京成立了“留法俭学会”，1912至1913年间他们送走100多名中等家庭的俭学生前往法国，超过以往官费生的总数。
1915年，李、蔡等人又在巴黎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3月在巴黎联合法国友好人士成立了“法华教育会”。
1917年，蔡、李二人回到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与在法国的相应机构呼应。极力主张“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引导大批有志青年特别是贫寒子弟走出国门认识世界，在中国首创平等的、大众的留学路径，努力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人才。
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号召传遍全国。特别是第四批起，出发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赴法求索真理以救国的热血青年人数大增。留法勤工俭学生来自中国18个省，除多数是中学生以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生、教师、工人、商人，以及在政界任职者和退伍军人等。
到法国后他们大多要工读兼顾。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就读的学校有30余所，做过工的工厂有60多处。此次空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无论在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还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造就了一批栋梁人才。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政界领袖及要员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何长工、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科学家钱三强、严济慈、张竞生；艺术家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等；翻译家李健吾、作家盛成等各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他们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引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
在上海欢送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赴法之时，当时参与创办发动此运动的吴玉章先生发表演说，阐明留法初衷：“现在世界的新思想、新科学及此次世界和平会议，皆在法国，诸君前往，不但能学得物质上文明，并可养成高尚的理想，将来归国，以贡献于吾国社会，必能为社会开一新纪元，其功业自不可限量。”
留法勤工俭学在一战期间，法国劳力缺乏，即很容易找到工作“勤工“，又可“ 俭学”，可谓正逢其时。但是，一战后法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资匮乏、经济萧条。致使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陷入了困境。
1920年6月后，大批的军人复员找不到工作，法国的经济情况更加糟糕。
俭学生们找不到工作，处境及其艰难，只能依靠法华教育会救济。教育会这样的民间组织，财力自然很有限，无力承担如此重的负担，这便使得教育会和学生的关系日益恶化。
同年7月，蔡元培和李石曾连发两封电报，嘱教育会挪用正在筹建的中法大学的经费用以维持学生的基本生活，但这些经费也是很有限的。8月，又派高鲁赴法处理勤工俭学的事务，高到法后便全面改组了法华教育会，成立学生事务部。但这样做治标不治本，俭学生们需要钱来生活，而此时的教育会已两手空空。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蔡元培来到了法国。他的到来，在那里的人们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以为解决此困难问题唯有斯人”。然而，蔡元培此行，他只带来一笔须转交湖南学生的湘省的捐助款，别无任何救助资金。
而此时，法华教育会的财政已经频临破产。从1920年11月到翌年1月，三个月平均每个月经费开资增加四倍多，贷款已增加三倍多，教育会负债已高达六十余万法郎。
面对如此情况，蔡元培能有什么办法？连日里，他听取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于1月12日和16日，分别以会长名义，发布两个公告。
第一个通告说，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俭学会性质不明，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勤工俭学会、俭学会应由学生自行组织，与华法教育会分立，对于勤工俭学会、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只从旁襄助。至于经济方面，须以省为单位寻求帮助。
第二个通告则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对学生的经济救济只维持到2月底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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