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的曹锟，就像寓言故事里丢斧子的人一样，越看吴佩孚越有篡位野心。
于是，吴成了保定方面最大的敌人，甚至唯一的敌人。曹要做的是和其他的新仇旧恨尽快化敌为友，结成一条反吴的联合阵线。
随后，一边拉拢安福、交通两系的政客以增加在国会的势力。一边不计前嫌和张作霖修好。
此时，不光是外部，直系内部有很多人，也对吴的颐指气使、目空一切的狂妄而反感。
但吴佩孚仍然傲视天下、我行我素。国会方面的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这时都在北京恢复政治活动，吴对这些政客都没有好脸。
八月一日国会复会时，吴给国会发电做指示：“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
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忿忿地说：“大老板对国会训话了！”
吴佩孚在内阁问题上虽取得胜利，但他的地位却一天比一天陷于孤立。
直系在巅峰状态中，因为分裂为保定派（曹锟）、洛阳派（吴佩孚），也由盛而衰了。
吴佩孚并不是要和曹锟分家，曹锟也不是不能容纳吴佩孚，相反的，曹锟对吴佩孚信任此前是一贯的，而吴佩孚对曹锟也忠心无二。可是，因为局面大了，双方的近人各有私利，从中挑拨，两个人终于各奔东西。
说到曹锟、吴佩孚两个人的关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人们常说功高震主，吴佩孚这一时期，名头太响了，已经不是“震主”而是压主了。
北洋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这人就被称为“帅”，做到督军以上的就称为“大帅”。直奉战争以前，可以称为大帅的，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声望日高，便也称起大帅来。吴佩孚做了大帅，曹锟便被改称为老帅，以示比大帅高一等。
吴大帅在保定发号司令时，曹老帅却被冷落在一旁。凡是到保定来的人，都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因为大帅答应的话就算数，这当然让曹锟有点酸溜溜的。比如，黎元洪上台前，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吴佩孚密谈，根本不理曹锟。
像这类事，逐渐增多，曹、吴之间自然就有了裂痕。特别是总统问题，与其说是二人表面取得了一致，不如说是加大了两人的鸿沟。曹自己想当总统，吴一意要迎黎元洪复职，曹其实是违心支持吴的。身边的人有机会就挑拨离间，说吴所以不愿老帅做总统，是他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黎做挡箭牌，做为过渡总统。
曹锟的亲信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这些人个个容不得吴佩孚。
曹锟的私人财产全由曹锐经营管理，而曹锐的儿子又兼祧两房，他们弟兄关系非常密切。而吴佩孚则最看不起曹锐，曹锐不能继续做直隶省长，就是吴佩孚的主意，曹锐因此而更恨吴入骨，经常在他哥哥面前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爬到他们兄弟头上，部下虽亲，总比不上自己的兄弟亲。
还有曹所宠幸的李彦青也常被吴佩孚所斥责。李彦青出身是替曹锟洗澡擦背，特别得曹的信任。他也一有机会就说吴的坏话。所谓三人成虎，这些人说的时候，曹锟虽然表面上不以为然，其实量变到质变一直在进行之中。
对于黎元洪的复职，曹锟一直是看笑话的。黎就任总统后，曾多次电邀曹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辞有病不肯前往。黎就职时，吴佩孚曾单独赴京庆贺，虽然吴只到了北京一天就赶返保定，可也激起曹的极端不满。
黎元洪入京复任总统前，曾请吴佩孚推荐几个人入阁。吴把自己的秘书孙丹林荐给黎，指定要内务部次长。黎为了讨好吴，就发表孙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
孙丹林不太会做人，经常拿吴大帅来唬人，并且口口声声说天下事只要吴大帅一句话。至于理不理曹老帅，则一点关系也没有。
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山东蓬莱县人，和吴佩孚是同乡。那个年代，同乡是联接人关系的极重要纽带。还有财政总长董康也属于洛阳派，是吴大帅的红人。
这三人遇事只请示吴，绝不理会曹。
曹锟自然对这三人都极反感，保定系的上上下下对这三人也都是怒目而视。
高恩洪是电务生出身，后来做到吴的电务处长，成为吴左右最被宠信的要员之一。奉直战后，吴第一次到天津，高恩洪在车站迎迓，吴就当面向高表示，要他准备做交通总长。
不料当时黎元洪已经根据曹锟的推荐，决定任高凌霨为交通总长。但吴佩孚坚持自己的意见，要求调高凌霨另外一个职务，以维持本人信用。但吴只想到自己的信用，却忘了曹锟的信用。
六月十七日，董康和高恩洪到保定来见吴，正好这时吴和曹在“光园”聊天，董、高两人竟请曹锟先退席，要跟吴单独谈话。
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说：“总长要我退席我可以退，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是有来去自由的。”一面说，一面气冲冲地走了，嘴中却念念有辞地说：“真是岂有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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