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党正在密切追踪蔡锷的行踪时，蔡锷已经从日本经由香.港、安南，正在往昆明的途中；而李烈钧和熊克武等则已安抵昆明。
蔡锷循滇越铁路往昆明行进时，经过阿迷州（即今云南省蒙自县），原滇越铁路因崇山峻岭，夜间不开车，夜车要在此停车投宿过夜。
阿迷州的知事张一鲲是袁世凯派在云南的间谍，他曾接到袁党的的密令，命其密切注意蔡锷的踪迹，一经发现，即行除之。
张一鲲发现蔡锷后，曾安排人下手暗杀。但因沿铁路的警察早已接到唐继尧的命令，严密保护蔡锷，致使张一鲲没能得手。
蔡锷是十二月十九日安抵昆明的，他来的正是时候。虽然云南的反袁情绪已经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熔岩涌动。虽然唐继尧也是云南人，可是他在云南军界的影响力还是逊蔡锷一筹。
因而当蔡锷抵达昆明的消息传出后，使得云南倒袁的情绪更加激昂。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这个世界，很多时候还是要呼唤登高一呼的英雄的。
蔡锷、唐继尧见面后，即商量起倒袁大计。唐继尧虽然起事的决心很大，但顾虑还是很多的。这也一点不奇怪，因为以云南一隅军力来抗袁世凯的北洋军，无异于以卵击石。
蔡锷来自京城、途径天津、日本、香.港等，一路所获信息量极大，对总体的局势和外间大势已了然于胸。
蔡锷给唐继尧分析了当前形势：指出袁世凯这次称帝，已把北洋军系的大多数将领们都排斥为局外人，如段祺瑞、冯国璋等。表面上袁的称帝好像是“天与人归，声势浩大”，实际上则是“众叛亲离，濒临失败边缘”了。
蔡锷的这一分析似乎立时得到验证，因为就在他俩密谈时，唐继尧的秘书送来了梁启超的一封密电。
这封电报是由南京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的军署拍来的，是请唐将军转给蔡将军。电报内容讲得是袁世凯决定派周自齐为赴日赠勋特使之事，讲袁世凯不惜出卖国家以换取日本对他称帝的支持（前边说过了，后来周赴日被拒）。这一通电报恰好证实了蔡对唐提供的情况，就是说北洋军系主要将领是反袁称帝的，不然的话，为什么冯国璋会替梁启超拍这通电报。
其实这通电报的发出，冯国璋并不知道。原来很长时间了，冯在南京就很少看公事，帝制运动后，冯更是一切不闻不问，公私函电都交给秘书长胡嗣瑗处理。
胡嗣瑗（1869年—1949年），字晴初，别字琴初，又字愔仲，别号自玉，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进士。精通史学，擅长诗词、书法。点翰林后历任翰林院编修、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总办，又曾充当直隶总督陈夔龙的幕僚。
辛亥革命前后任江苏金陵道尹、江苏将军府咨议厅长。民国初年因慕其名气被直隶都督冯国璋聘为督军公署秘书长，继而随冯国璋赴南京，仍任督军公署秘书长，深受冯国璋信任。
胡嗣瑗反对袁称帝，只是他主张的是清帝复辟，梁启超的电报交给他即发出。虽不是冯国璋所为，但由此一来倒是使得云南军界人心一振，愈发坚定了讨袁的信心。所谓，歪打正着。
十二月二十一日，唐继尧在他的私邸召集云南全省军政重要人士开会，欢迎蔡锷、李烈钧等。
参加的有：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熊克武、方声涛、顺品珍、黄毓成、刘祖武、殷承献、戴戡、戢翼翘、但懋辛、丁怀瑾、王伯群等。
唐继尧首先请蔡锷讲话，蔡锷早就憋了一肚子的话，起立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极力主张即日兴师讨袁，维护国体。
他说：“我们以一隅抗全局，明知不能取胜，但我们所争的是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我们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
唐接着报告袁世凯四面楚歌的处境，并提到梁启超的电报，认为袁为了称帝不惜卖国，而今吾人为了救国，非讨袁不可。接着李烈钧等纷纷发言，慷慨激昂。
二十二日晚上十时，昆明将军行署（五华山光复楼）灯火辉煌，唐继尧召集全省文武歃血为盟，拥护共和，兴师起义，誓讨国贼。
到者为：
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罗佩金、张子贞、黄毓成、顾品珍、殷承献、戴戡、陈廷策、刘法坤、成桄、孙永安、赵又新、杨杰戢、翼翘、叶成林、欧阳沂、何海清、马为麟、吴和宣、盛荣超、邓埙、唐继虞、李沛、李友勋、徐进、马骢、秦光弟、李修家、李朝阳、董鹤勋、赵世铭、李琪、胡道文、王伯群、李雁宾、庾恩旸等38人。
楼内气氛肃穆，大家举拳宣誓，其誓词为：
“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成败利钝，与同休戚，万苦千辛，舍命不渝。凡我同人坚持定力，有渝此盟神明必殛！”
誓毕，“各书本名，歃血为盟，三呼万岁”。
十二月二十三日，云南发出了两份电报，限袁世凯二十四小时内答复。一通是由开武将军督理云南军务唐继尧和云南巡按使任可澄署名，一通是由蔡锷和戴戡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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