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筹安会以前，袁的干儿子段芝贵已经组织了一个策动帝制的秘密团体，电商各省组织请愿团，且先拟好了请愿书，要求各省将军，巡按使列名，同时罗致地方绅商名流加入，每省以发出一个请愿书为限。
筹安会成立后，孙毓筠等认为段的这个办法太过于草率，因此向各省建议另组 “征求民意”的团体。由各省军民长官在各县绅士中每县指定一人，但在形式上仍用各县推举字样，定期召集“临时公民大会”。
后来这个建议也没有采用，而决定了用“国民代表大会”为表决国体问题的临时机构。关于各省包办选举和表决形式、发出推戴书以及委托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的总代表，都是由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国民会议事务局所主持和决定，从前面许多秘密文电即可看出。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当然也是不可告人。他们虽然命令各省当局把这些文电销毁，以免在“开国史”上留下污点。
只是纸里包不住火，有心之人不想承担千古骂名，偷着保留下来，后来独立的各省把这些原件制版纷纷发表在报上。
北洋军和北洋附属军，袁世凯本没策动他们参与帝制运动，可一些省的将军却也不甘落人之后，争相劝进。
劝进最早的，是湖南将军汤芗铭。八月二十五日他给袁世凯的电报说： “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下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
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当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同兴馆大宴是人士的时候，很不以为然。
看不出眉眼高低的他，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管，一边吸烟一面说：“大总统高升皇帝，只要下一道上谕，谁敢造反就砍下谁的脑袋来！干吗来闹这些讨论、请愿的把戏！”
其实他的这些话倒是真话，可是传到袁世凯的耳中，让其很是难堪，大发脾气地说：“这老粗简直是胡说八道，他懂得个屁，我要重重的办他一办，借此警戒一下那些干涉政治的军人。”
张敬尧并不恐惧袁会惩办他，因为当民国三年十二月白朗军被剿平后，张敬尧曾向赵倜函索“讨狼”赏金十万元，并且威胁说如果不予拨给，他的部队就要哗变。赵倜把张的原函密呈袁，袁批了查办两个字就无下文了。
对帝制出力最多的是段芝贵，他不愧是袁世凯的干儿子。九月间他领衔十四省将军密函呈袁请速正大位，列名的有广东龙济光、湖北王占元、陕西陆建章、河南赵倜、山西阎锡山、云南唐继尧、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江西李纯、安徽倪嗣冲、山东靳云鹏、四川陈宦、吉林孟恩远、黑龙江朱庆澜。
附带列名的是：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
在这张劝进的名单上少了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一个是袁的嫡系大将冯国璋，一个是辫子军统帅张勋。
都知道张勋是主张复辟的，可是他所拥戴的皇帝不是袁世凯而是退位的宣统。袁世凯不放心张勋，特派阮忠枢到徐州进行疏通。
张信誓旦旦地对阮说：“大总统是我的知己恩师，我怎会对大总统有二心？”
张勋也很乖巧，于是发出一个通电以明心迹。
电云：“仆随侍我大总统廿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爷，委命输诚。”
事后不久他又通电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
可是帝制活动已临事实时，张勋却给袁一个电报如是说：
“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全，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霄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
袁世凯看了这个电报，让政事堂回了他一个电报，极力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保证优待清室的条件决不变更。
袁世凯在东南有一爱将，他本不是北洋嫡系，却死心塌地为袁之鹰犬，因此成为了袁的“东南柱石”。和陈宦之为“西南柱石”同等重要，这人就是上海镇守使兼上海制造局督办郑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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