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投之以李”，对汪说：“汝能持之，则团体之发展，暗杀之组织，恣汝为之可也。”
可见，袁世凯极希望通过汪精卫来掌控北方的革命党的活动。
十二月三日，汪精卫由天津赶赴北京，“说者谓兆铭之赴京，系奉世凯之召，与处决王熙普有关者；又有谓世凯之召兆铭，于议和进行事有所咨询者。”
汪精卫走之前曾对胡鄂公说：“清我两军汉口谈判，现已停战议和，吾党同志，在此停战期内，幸勿有所行动，致启背约之责。”
汪精卫在北方的所作所为无疑引起党人的怀疑，诚如党人叶季高所言：“兆铭已受袁世凯之抚。”
事实上，汪精卫也确始终坚持认为南北议和期间，北方革命党人应该遵守诺言，停止革命活动，协助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
十二月六日，胡鄂公到北京，驱车赶往镇江胡同李煜瀛寓所，前去会唔汪精卫、李煜瀛。
他问汪：“此间政情变化如何？天津谣言多，谓清室内阁自相残，得无有利于革命乎？”
汪说：“今晨监国摄政王引咎辞职，大憝已去，此后军政大权应集中内阁，和议谈判当较易进行。停战时期，或可继续延长，此则于革命有利耳。”
胡说：“武昌起义五十余日，而响应独立者十有余省，是不啻我拒绝未独立各省之响应也。此则有利于世凯，于革命何有？”
汪说：“世凯今已倾向共和，世凯之利，亦即革命之利。”
十二月二十一日，胡鄂公偕张先培由津赴京。在镇江胡同会见汪精卫。
汪曰：“现当停战议和之时，吾党京、津、保一带同志，自宜遵守诺言，不可有所行动。惟于暗杀一事，在必要时仍须执行耳。……吾等京、津、保各处同志，亦犹各省之革命军，现各省革命军既已停战，吾京、津、保同志自宜停止行动。
“但有阻挠和议于此停战议和时者，是即破坏革命之人。故于必要时，暗杀仍须执行也。”
胡鄂公反驳说：“破坏革命之人，应与以暗杀者是也。然和议非革命，不能谓阻挠和议即为破坏革命之人。且停战范围仅及于湖北、山西、陕西、山东、安徽、江苏、奉天诸省，而无京、津、保等地，我虽停止行动，彼仍逮捕枪杀奈何？”
汪说：“此过虑也，望为我转告诸同志曰：项城期望于和议者甚殷，且治军严，当无如此轨外行动。”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汪精卫在南北议和期间，确对京津保地区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很多干预和阻挠。
由于汪与袁来往密切，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很多没有让汪知道或参与。
如十二月九日上午，京、津、保、滦、通、石家庄、任邱同志开会于保定西关直隶高等农业学堂。
到会者有二十余人（无汪），会议议决二十八日举义于任邱，京、津、保、滦、通、石家庄各地，藉以牵制袁世凯进攻山西之师。
到会张先培、薛成华等提议，组织暗杀团刺杀袁世凯和张怀芝，以除革命障碍而作报复。刺袁暗杀团由张先培负责组织，刺张暗杀团由薛成华负责组织。
由于汪对北方党人的影响不大好，“以汪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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