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教官被他的“胆大妄为”弄得目瞪口呆，又发作不得。
这件事当时使全校为之轰动，被人们盛赞为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其实，这不过是被欺辱，被人看不起的民族阿Q精神的一种自我安慰。
老师就不能证错一道几何题吗？一道几何题老师做错了，学生能做对，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老师还是老师，学生也还是学生。
国人讲求尊师重教，外国老师就不应当尊重吗？所有的外国人都欺负中国人吗？即使在那个年代真心帮助一个懦弱民族之人也大有人在；说不定这位日本老师就是其中一个。
因为长期的受欺辱，被人看不起，有时会形成一种逆反心理，形成一种类似于义和团的那种盲目排外情绪。
从这件事上，吴禄贞所表现的是不是这种情绪呢？或许，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像吴禄贞这样的先进分子，这样优秀的人，也是很难逃脱的。
还有，从这件事上。也反映出吴禄贞过于张扬，过分自信的性格弱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个弱点，最后要了他的命。
一八九八年冬，禄贞被派去日本学习军事，先入成城学校，后入士官学校骑兵科。
他目睹了明治维新后蓬勃发展的日本，更感到清廷的腐败和自己国家的落后。在日本，他有机会接触到反映欧美各种新思想的书籍，他的思想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此便醉心于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学说，认识到要救中国，不仅仅是建立军事武力就能挽救的。非得彻底地改革政治，推翻清廷这个腐败的政权才行。
他于是与傅慈祥、沈翔云等人，发起组织了第一个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该会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目的是联络同志，讨论革命如何进行。
他此时的革命思想，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
此时侨居日本横滨的孙中山先生，在日成立兴中会，并注意从留学生中吸收成员。
吴禄贞经人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先生，他对孙先生学识之丰富，非常佩服;对孙思想见解之成熟，也十分倾心。
交往之中，对孙先生的革命理论，有了深入的认识，毅然加入了兴中会。从此，他成了一名民主革命的自觉的战士。
这就是孙中山先生在祭文中所说的：“昔在东海，谈笑相逢。”
他们的革命友谊，从此开始。
一九九零年夏，中国北方兴起义和团运动，革命党人决定趁此大好时机，在南方发动起义。吴禄贞认为“夏口兵冲要地”，建议以武汉为发难基地，以便控制南北要冲，然后出师北伐。
孙中山先生赞同此建议，命吴禄贞、傅慈祥主持长江流域的起义，又派人回国联络会党;他自己则将主持珠江方面的起义。
吴、傅二人受命后非常高兴，着手准备，但苦于没有经费。
此时，毕永年告诉孙中山先生：“唐才常已从康有为处得到了两万元款子，计划起兵，款为新加坡华侨所捐，还将继续有。”
通过商谈，双方同意联合起义。孙中山先生还亲自出席了梁启超为唐才常、吴禄贞等人举行的饯行宴会。
毕永年（1869—1902），湖南长沙人，清拔贡。少读王船山遗书，萌反清之志，与谭嗣同、唐才常交善，参与维新变政，暗中结交会党。一八九八年八月赴京，康有为欲委其领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政变后剪辫、焚贞照，以示脱离满清政.府统治。赴日本，谒见孙中山，与保皇派绝交，加入兴中会。
吴禄贞与唐才常一同秘密潜回国内。
唐才常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将原“正气会”改名“自立会”，“勤王军”改为“自立军”。他对保皇党称“勤王”，对归国留学生说“保国保种”。唐才常为谭嗣同的密友，他热心举义有很大为友报仇的成分。
唐才常（1867—1900），字伯平，号佛尘，汉族，湖南浏阳人，清末维新派领袖，中国近代史上着名的政治活动家。贡生，与谭嗣同时称长沙时务学堂教习中的“浏阳二杰”，戊戌政变后，去日本、南洋集资，回沪后创“自立会”，旋于汉口谋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被捕就义。着有《唐才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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