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他的任上，致力于洋务运动，也就是和西方人学习，求新变革。
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也办了一些实业。
这样，他总督的直隶，至少在北方地区要富一些。
有时候老佛爷想用钱，没处搞去，就和李鸿章说点小话要些。
人家该交的都交了，再和人家要，就是求人家了。
李鸿章知道，不给不行，给又肝疼，就要点优惠，提点条件。
这一次，老佛爷手头又紧了，又张口和李鸿章要，李鸿章借机把袁世凯的事提了出来。不就升职吗？官都能卖，为了搞到钱给人升个职算什么？也没有指标限制，薪酬长一点也没多少。
再说了，老佛爷对袁世凯印象也不错。
这样，袁世凯的仕途就又上了个大台阶。一八九零年二月，李鸿章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十六字的考核评语，
奏请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
很快下旨照准。袁世凯从此换上了红色的顶戴，成为了一名二品大员，一名监司大员。
袁世凯没有功名，在八年之内，一下子升到如此高位，从古到今，是难得一见的。
除了从家庭和嗣父那里获得资源，并对这些资源善加利用。除了运气，除了自己的主观努力，比如忠于职守，办事认真；手段灵活，聪明好学，协调能力强；会办事，会来事，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外，最主要是有李鸿章的这样的靠山。
就连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都对李鸿章感激得铭心刻骨，写信给家人说：“吾家世受国恩，傅相（李鸿章）知遇之隆，虽肝脑图报，亦说不了。”
这还不算，接下来，一八九二年八月，李鸿章又奏保袁世凯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再奏补为浙江温处道员，仍留任朝鲜。
袁世凯虽然好事不断，官运亨通，但在朝鲜的日子却很难过。正如他给他的二姐信中所写：“弟自思不能再久居外，自必极力设法脱此苦海，能早一日即早一日回。惟内外俱无替人，此间关系中国亚洲全局，不可闷耳。”
然而，为了标榜自己，在李鸿章那里，他又总是吹嘘，朝鲜方面对他是多好多好？对他是多么的尊重？他的意见如何为朝鲜上下重视。
比如，一八九零年五月，他在给李鸿章信中自吹自擂：“某在此素得民心。”
一八九一年十月，他想借母亲有病的机会离开朝鲜，但还不忘在告假中说假话：“顷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属凯遇事指教，务期中东无稍芥蒂。现深知凯待韩甚厚，已往各事，请毋介意等语。近自贷款念万，韩君臣感悦，凯乘机联络开导，与权贵闵泳骏、泳达、郑禀等均善。骏等叠次谏王及妃诚事华、信待凯以自保，王、妃渐感悟。倘能久定此见，东方事可望渐顺。”
朝鲜与沙俄相邻，和日本隔海相望，国弱无能。日本和俄国早就对这块肉垂涎已久。只是有中国这个大国站在其身后，才轻易不敢有所行动。
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它们的胆气也就壮起来了。
特别是日本，本身国小又是岛国，急于扩张。而明治维新以后，国力又日渐强盛，越来越有对外侵略扩张的能力。
日本对吞并朝鲜，早就在密密准备，袁世凯一直被蒙在鼓里。他不了解世界大势，对世界力量的对比更是知之甚少。
也不了解日本，根本没把这个东瀛小国看在眼里。
日本在一八九零年就做好了入侵朝鲜的准备，但在一八九三年，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还没有丝毫察觉。
声称：“揣倭时势，决不敢与华生衅，特知华志传和局，故为跳梁，冀售诡谋。倘华牢特定见，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图。”
在日本已大肆活动，事情已经非常明显了，他还盲目乐观，自信满满。
给李鸿章的另一封信中还说：“顷闻日本新驻使大石（大石正已）谓，自可联合各国，扶韩自主，永不受华凌侮，……附倭群小顿增声势，恐自主议将复炽。然前年韦（俄国驻朝公使韦贝），德尼（美国人，由李鸿章推荐，在朝鲜**协办内务府事兼管外务衙门掌交司堂上））等谋韩自主，迄无寸功。倭强不如俄，大石阴狡不如韦等，各国亦未必听其联合，庸人徒扰，似无能为。”
“前得大石着《韩论》，颇訾韩人。曾录示韩君臣，并遇事挑拨。近闻韩王殊憎大石，附倭群小均屏息，不敢言倭事，渠自主邪说必无能力。”
袁世凯的这一番言论，或者是由于他对形势的误判，或者是为了表现自己，继续地说假话，说大话，蒙蔽上方为自己谋取私利，也或许是两者兼而有之。
李鸿章对袁世凯又过于的信任，同样被袁世凯蒙在鼓里。致使几次的对日作战，或是准备不足，或是轻敌。
虽然这些失败，从战略上，最终是和国力有关。但由情况不明导致在战术和策略的失误，无疑和袁世凯的误导有关，也就是说，袁世凯是难辞其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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