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他觉得汪未经的统治是统一的突击力量，但他渐渐地对发生的事件迷惑不解。就对待人民的态度而言，领导人的行动是违背逻辑的，无法容忍的。不仅詹国强或者梅思品的人私下议论这一点，而且连76号的特务、汪先生的助手们和办公厅的人有时也敢于谈论这方面的事。值不值得因为逮捕工友而引起全世界对自己的反感呢？有没有必要监狱里迫害共产党人呢？大规模地屠杀是否合乎情理呢？野蛮地对待战俘是否有理由呢？不仅机关里的普通工作人员，而且连詹国强、最近还有常凯申一类的高级领导人也相互提出这些问题。
但是，尽管他们相互之间提类似的问题，尽管他们明白汪未经的政策多么有害，但他们仍然在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地为这种危害极大的政策服务，有些人服务的技艺还相当高超，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他们把总统和他的亲密助手们的思想变成了现实政策，变成了具体可感的行动。全世界正是根据这些行动来谴责德国的。
一旦确立了自己的信念，确认民国的政策常常是由对这些政策的基本思想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制定的，李广元心里就充满对这个国家的新的仇恨；这不是先前那种仇恨，而是一种极为强烈的、有时甚至是盲目的仇恨。他内心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在这种盲目的仇恨背后，是对人民的爱；他在沦陷区人民中间已生活了漫长的十二年“实行票证供应制？这是日本、邱吉尔和国民政府的过错。在南京城下退却呢？这怪军队不利。上海城下惨败呢？这是那些当了叛徒的将军们的过错”人民相信了这些答案，然而给他们准备这些答案的人却不相信这些谎言。厚颜无耻被誉为政治生活的准则，谎言成了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象征。于是出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真实谎言的概念。了解真情的人们可以相互望着对方的眼睛撒谎，而且他们准确知道，对方会接受这种必不可少的谎言，并且把它和他所知道的实情加以对比。那时，李广元痛恨那句残酷的法国谚语：“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愧于自己的政府”。他认为，这是民族主义的翻版。这是为可能产生的奴隶制和暴行辩解。被汪伪政府引向饥饿、贫困和绝望的人民有什么过错？饥饿产生着自己的“代言人”汪未经以及其他匪帮。
有一段时间，李广元对自己这种隐秘在内心的对“同事们”的深深的仇恨感到害怕，在他们中间，有不少细心观察、嗅觉敏锐的人，这些人善于望着对方的眼睛琢磨沉默的含义。
他感谢上帝安排的机遇，使他及时医治了眼病，所以他几乎一天到晚戴一副墨镜，尽管起初他感到鬓角酸痛、头疼欲裂实际上他的视力好极了。
“斯大林是对的，”李广元心想，“汪未经之流换来换去，而人民没有变。但是那些汉奸下台之后，国人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不能寄希望于坦克，我们的坦克和美国的坦克，它们可以防止重现吗？等待我的‘同事们’和同龄人这一代死绝？这一代人在死绝之前已经向青年和自己的孩子们传播了所谓的有依据的谎言和铭刻在心的恐惧感。把这一代人彻底消灭？然而屠杀会引起新的流血事件。需要使国人得到保障、他们应该学会享受自由。然而，教会全体人民享受给予每个人的最珍贵的东西切实受到法律保护的自由，这一点大概是最复杂的”
有一段时间，李广元觉得，一方面是人民绝对不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是总统完全盲目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普遍的暗中不满情绪，很快就会转变为特务、间谍和军队领导人的叛乱。然而这种叛乱并没有发生，因为这三个官僚集团都在追求各自的利益，追求个人名利和各自的目标。像汪未经、詹国强、吴四宝一样，他们发誓忠于国家和民族，但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他们自己，仅仅是自我。他们脱离普通人的利益和需求愈远，这些利益和需求在他们的观念中就变得愈抽象。人民沉默的时间愈长，李广元就愈多地听到自己的“同事们”说：“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愧于自己的政府”。而且这句话说得幽默而又平静，有时带几分嘲弄的意味。
“这些暂时得势的家伙，他们只顾自己一时快活，而不顾老百姓死活，”李广元心想，“他们不会组织任何叛乱的。他们不是人，市是耗子。他们将来象耗子一样死去，每个人都死在自己洞里”
常凯申坐在壁炉旁李广元心爱的安乐椅上，问道：“关于司机的谈话在哪里？”“没录进去。我又不能让吴四宝停下来，不能对他说，‘等一下，我重新绕一下磁带，吴四宝同志’当时我对他说，我已经查明，好像是您，就是您，为挽救司机的生命付出了极大努力”
“他回答些什么？”
“他说，在地下室里多次严刑拷打之后，司机很可能被搞垮了，对这个司机已经不能再相信了。他对这个问题不大感兴趣。因此，您可以大胆放手地去做，高级总队长。为了防止万一，您可以把这个司机拘留在您那里，好好养着他。吴四宝他们会看到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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