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照了看押的同志，给徐恩佐增加营养，保证用水卫生之后，蒲素继续看了下去。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的翌日，徐恩佐和赵光义（已经到达重庆，军统特工）决定组织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徐恩佐将两爿钟表店卖了1000元，在南市老西门关帝庙设立了一个筹备处。1937年7月15日，在张贴好广告之后，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关帝庙正式成立，并在此建立了一个训练营。一千多人出席，并聆听了救亡协会会长赵光义和行政处长学恩佐的演讲。
当时和此后应《中央日报》的广告而前来的一些人，受到了徐恩佐的接见，并被要求将其参加救亡协会的理由写下来。其中三人嗣后成了徐恩佐暗杀组的成员：23岁的工厂学徒王志谷、19岁的学生姜海东、25岁的印刷工周守刚。而第四个人孙景浩曾在12月3日向南京路上的日本人凯旋游行队伍投掷炸弹。
其后的数天内，这些新成员（都是学生、学徒或店员）参加了有关当前政治形势的一些讲座。7月21日，代表张治中将军的一位官员给了他们地址，要他们赶赴上海郊区，协助军队修筑防御工事。大部分在18至20岁之间的约200人，作为志愿人员，在徐恩佐的带领下，前赴南翔，参加了国军第八十七师。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在获得食品但无薪金的情况下挖战壕。8月13日战事爆发后，他们主要是在夜间工作，以躲避日本人的轰炸。其条件相当艰苦，以致最初的200人中有50人生了病，从而退出了工作。
8月底，徐恩佐告诉他们道，他们已经被重组进了特务团，并将接受军事训练。1937年9月2日，他们转移到了龙华，重组为苏浙特务团第二团第七营第三连。团长是朱雪峰，他是上海总工会主席和杜老板的门徒。在一个月的艰苦军事训练之后，他们装备了手榴弹、手枪、步枪、并且学会了使用的方法。这个阶段里又有很多人因为生病而被淘汰。
9月下旬，该特务连转赴南市的东亚体育专科学校，被指派在老西门军法司令部周围的地区巡逻。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锄奸“，就有权采取任何措施：如果他们逮捕了“有汉奸行为”的人，就在司令部内的军事法庭对其进行审讯，一旦发现有罪，就草率地将其处决。
1937年10月底，这一特务连被派往南市外滩的警察署，以协助警察预备队地域日本人来自黄浦江方向的攻击。此地是国军在11月11日，上海之战的最后一天所守卫的最后一道防线。
外国记者当时从法租界中立的角度，见证了日本人渡过黄浦江之后的这场巷战：
“我们看见日本人自始至终躲在坦克后面，小心翼翼的推进，坦克车开了数英尺便停下、撤退，空中充满了噼噼啪啪的开火声。在我们对面，近到扔一个球都能看得到的地方，中国军队的一挺机枪从一个水泥碉堡的方口中喷射出火光，该碉堡修筑在从徐家汇流出的一条小河的左岸，河湾旁用木柱支撑的小屋沿线都布满了中国的狙击兵……
爆破员出现了，造成了一连串的燃烧性破坏……我看着日本兵悄悄地挨近河对面的残壁之后，准备渡河袭击。有几辆坦克开上来，向位于十字路口的一座碉堡开火……一门战壕迫击炮直接击中了它，我看到戴着头盔的中国人蹲了下来，并且向后退去。
如今，炮火照亮了整个南市……中国人撤退了。”
徐恩佐的连队与警察预备队并肩作战，直到黄昏。当时，华人警察恐惧起来，遂逃进了法租界。特务连紧跟其后，躲如敏体尼荫路南端的一扇小铁门内。
法国警察守候在那里，将他们包围了起来，强迫他们扔下武器，并将他们送往位于法语学院校园内的一个俘虏收容所。徐恩佐十分主动地想了一个办法，与其他连队的另外五个伙伴在途中溜掉了。
后一个星期，徐恩佐从一个旅馆换到另一个旅馆，最后在虞洽卿路上的一家公寓内找到了一个房间。他依旧断然决定继续其“锄奸活动”，因此在之后的一个月内，他开始积聚起一个小军械库：若干炸药、手枪、一支左轮枪和几支勃朗宁自动手枪。
这些军械有的得自第三连的前战友。有的则购自曾在第八营服役的特务队成员。他把枪支、手榴弹等藏在他以前的店铺内——位于宁兴路上的亚美钟表店的阁楼上。
12月3日清晨，徐恩佐及其小组得知日本松井将军计划在南京路上举行凯旋游行、徐恩佐便于其他三人、包括孙景浩，取了一些手榴弹，挤在上海主干道的人群中。
当日本军队行进时，警察将围观者逐出街道，因此徐恩佐和两个同志只能待在距离游行队伍足足有30米的一条弄堂口。然而，孙景浩却离的较近，他挤出人群，及时赶到大街上，扔出手榴弹，炸伤了几个日本兵和巡捕。孙景浩被当场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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