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本想退往河谷，依靠地方豪族据守以待援军，但地方没多少豪族了。
走卒贩夫、士人商贾，人们裹着家眷财货装起小车，拥堵官道向东仓皇逃窜，连成串儿的马车在农田轧出深深车辙。
西边打了败仗的逃兵拦路持刀，骑上别人的马儿、背起别人的行囊、抱紧别人的老婆扬鞭而去，一切都乱套了。
知道泥腿子起兵，河湟的地主老爷没慌，但知道刘承宗东进，大伙儿害怕极了，匆忙卷起两年前准备好的行李逃窜。
在消息传遍河湟的三天里，被人们重复最多遍的话，可能是‘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都早就准备好了。
托刘狮子的福，这两年河湟的大户人家生活俭朴了许多，不少宅院里豪华陈设能搬的搬、能卖的卖，有些人早早就把家具搬到兰州的宅子去了。
刘承宗来的时候，人家还没来得及知道他是干嘛的，等大伙反应过来，他早一阵风似的就跑去西宁以西了。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河湟谷地的共识，就是刘承宗早晚还会杀出来。
有识之士得出这个结论，论据是河湟无险可守，能谈得上易守难攻的地方很多，但都需要大量脱产兵员，河湟也有八千营兵把守各地。
其中还算上了镇海营和伏羌堡，还没开打这五千营兵就已经吃上刘家粮了，打个屁。
平民百姓得出这个结论，论据更简单，海上可没地方种地，大元帅在那窝着，他吃啥啊？
不过对寻常百姓来说，即使知道刘承宗会杀出来，也没啥意义，老爷们往东跑，那充其量是去兰州旅游。
好心的旅游期间把佃户的地租免了，拿出大房子让长工住着；有那不免地租的，等回来再让佃户交也算本分。
反正老爷们带着地契，只要河湟没沦陷，回来还是老爷；就算沦陷了，朝廷啥时候打回来，老爷也依然还是老爷。
平民百姓就不一样了，佃户去兰州佃不到地，自耕农和小商贩离了这片地就叫抛家舍业。
五亩地加个鸡笼猪圈，只值碎银几两，对一些人来说，做成箔纸吹上天比风都轻。
但对更多人来说，几两银子比命都重，值得冒险侥幸，把自己拴在土地上赌一场。
万一贼没打到自己家呢？万一元帅府不滥杀无辜呢？
在莫与京心里，士绅不能跑。
因为他们是能跑的人，所以不能跑，作为地方首领、百姓的主心骨、手握田地的坐地户，平时受人尊崇，到了战争时期必须留在地方率领百姓。
在正常情况下，是战是降，他们给百姓拿主意；是跑是走，他们来组织百姓；就算要逃跑避难，也得由他们带着百姓逃跑。
就算敌人暴虐贪婪，士绅降了留在地方挨刀，也是士绅乡贤的责任与义务。
有他们顶在前面，百姓就不会太遭殃，否则他们跑了，留百姓在那被暴虐贪婪的敌人泄愤吗？
但刘承宗不一样，刘承宗太吓人了。
河湟的士绅很难把他视作正常政权来看，反而要么把他看做过去杀富济贫的流贼、要么就把他看做汉人血统的吐蕃赞普兼任蒙古大汗版的努尔哈赤。
总之，是那种不给富家士绅留活路的人。
这两年元帅府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人们的思绪，自从刘承宗在西宁设立府学起，河湟绝大多数士绅就不敢打算跟他共富贵了。
当然也还有留在河湟的，这部分人早就把家里聪明的孩子送进西宁府学读书了，听闻帅府进兵，送得早的弹冠相庆、送得晚的扼腕叹息。
莫与京率军火急火燎临近河口，眼看还有三里路，官道与河岸就被堵得水泄不通，单是坏掉和丢弃的马车驴车就扔了足足一里地。
黄河两岸到处是衣着面料华贵、纹饰精美的富户士人拥堵于此，携良驹美眷小厮婢女，钱在这个地方已经不是钱了，岸边到处是挥舞银两的人向河上催促叫骂。
黄河艄公一趟趟往来运送，就连牛皮筏子羊皮筏子都挤满了人，人群像被驱赶的牛羊般时而涉水临岸、时而退向渡口，并不时夹杂一声惊呼。
不是河里有筏子翻了，就是岸边有人趁机抢夺，种种乱象不一而足。
莫与京看见这帮四处逃窜的士绅就来气，劈手夺过部下的三眼铳朝天放响，留下人手到后面观望敌情，布置军兵维持秩序，颁布禁止慌乱抢夺的条例，同时派了俩兵到对岸，让兰州参将征调民船、调兵渡河。
“先让兰州的旗军营兵渡河，再把洮州岷州临洮巩昌的土司都调来，河口不能丢！”
一来河口丢了，刘承宗就能直接威胁兰州、切断甘肃镇与陕西的联系，另一方面……莫与京认为荷花河湟谷地的土司们正在调兵遣将，一支规模庞大的军势将在半月之内完成集结。
到时候官军分道进剿，必能大破刘贼。
若丢掉了河口，土司们得不到来自兰州方向的支援，各自为战定难取胜。
不过很快，莫与京就意识到问题似乎没有这么简单，他居然在黄河渡口发现了好几个土司的子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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