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李平决心在泸州静观其变的时候，大明帝国的北方正在发生着巨变。
就是在三月初六，也是1644年4月12日，崇祯皇帝正式发布了“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并下令蓟辽总督王永吉和辽东总兵吴三桂立即放弃宁远，带领全部人马入关勤王。
同时被直接点名要求带兵火速来勤王的还有蓟镇西协总兵唐通（驻地河北唐山）以及当时在山东临清的山东总兵刘泽清。
连关宁防线都不要了，说明北京的情况已经十分危急，但“命天下兵勤王”的诏书却这个时候才发出来，也说明形势的变化是很突然的。
而且就在前天，也就是三月初四，崇祯才大手笔的连封了四个伯。分别是吴三桂为平西伯，左良玉为宁南伯、唐通为定西伯、黄得功为靖南伯。
但那时却没有下勤王诏，也没有调兵。
一切看起来好像很矛盾，也让人不太能理解。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怪的情况，其实与明廷的重大判断失误以及崇祯本人的心不在此有很大关系。
之前，崇祯和他的大臣们都判断李自成不会直捣拥有重兵和坚固城防的宣、大边镇，而是会从山西走冀南来绕路，因而他们的时间还很充裕，选择也多。
到时候再调北方边军或山东的部队入援也不迟，甚至南方的部队都可能也有时间调一调。
被天下公认的明王朝最大劲敌清军都霍霍好几次了最后也没事，大家都没太把李自成这群农民军当回事。
因而北京的气氛一直并没那么十分紧张。
同时，崇祯本人的重心也一直在南迁上。这还跟李自成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为了躲避恐怖的天灾和清军的不断骚扰。
二个月前，针对左中允李明睿上书把崇祯心里挠得直痒痒的那个南迁计划，崇祯在正月初十封了李平征贼将军后，接着很快就把路线、后勤和护驾等等一系列问题全都思量考虑完毕。
这是崇祯第三次考虑南迁，也是最认真的一次。
正月十九，崇祯即上朝向内阁六部重臣痛哭陈述当下的艰难，希望大臣中能有人站出来提议南迁，他好立即顺势应和把事情定下。
但崇祯做梦也没想到早把他看得透透的大臣们居然来个了集体装聋作哑，也就是群臣不语。
有给崇祯背了与满清议和黑锅然后还被崇祯给杀了的兵部尚书陈新甲这么个活生生例子，大臣们又不傻。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根本轮不到在这种大事上发言的李明睿只好公开上书把事情挑破。
而大臣们也干脆，要么打死不吱声，要么就反对。
大家都怕被秋后算账，没人相信崇祯，有心也不敢说。
不过，崇祯也没放弃。
他一面命人前往南京查看沿途水陆兵马安排，一面命天津巡抚冯元飙置办漕船三百待命，反正铁了心要跑。
北京的防御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靠边站了！勤王诏和调兵令更是不可能下，因为这涉及到让全国军队去哪里勤王的问题。
但可惜，崇祯折腾了一个多月，还是无果。
之后，崇祯又利用别的契机折腾了两次南迁，包括最后一次在三月初四惊闻大同突然投降，但还是全部失败。
到了三月初六，明白南迁已经彻底无望的崇祯只好专心考虑北京的防卫问题了。
于是也才有了这时才发“命天下兵勤王”以及放弃宁远。
就是这个时候，崇祯其实也没想到他的末日即将到来，并且连半个月的时间都不到了。
三月初四的连封四伯对他来说还只是统揽性的预防动作，主要是没想到宣府在当时也降了，不然他也不会在封伯时把后来点名调兵的刘泽清给单独落下。
而在李自成那边，最开始的一切也基本如明廷所料，同时也是李平凭常理推断出来的那样，李自成不但困难重重，而且进展也并不顺利。
由于一直在玩三年免征聚拢人心，加上整个北方又已经完全被战争和天灾搞得不成样子，没有任何财政收入也没有建立任何税收制度的李自成看似风光，实际上却无比艰难。
想逃脱经济规律，没人能做到。
而李自成的解决办法也很简单粗暴，他在去年十月刚攻入西安就明确提出并实施了一项后人普遍知之甚少但却影响巨大的“追赃助饷”政策。
当然这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举措，用以慑敌安民。
但主要还是经济举措。
“九卿五万，中承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于民间则“请乡绅输助，多则三四十两，或三、五两，唯举人免输。”
明人也有称之为“掠金令”。
这项政策只从字里行间就知道很容易将代表着权贵阶层的整个知识阶级和地主阶级推到大顺政权的对立面。
尤其是它还完全不考虑那些明朝官吏们是否廉洁，并纵容和不受节制的使用刑罚。
也就是说只要拿不出钱来，就上刑，直到拿出来为止。
这显而易见在执行上非常容易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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