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忽必烈政权，看似繁花似锦，实则内忧外患。
外患自然在于他的胞弟阿里不哥，此人纠结了大部分的传统蒙古势力，准备与他争夺汗位，极为难缠。当初成吉思汗和窝阔台两任大汗对有功之臣和子弟大分封，在蒙古高原两侧产生了两个贵族集团，也就是大兴安岭一带的东道诸王和西域的西道诸王。如今西道诸王大多支持阿里不哥，而东道诸王支持忽必烈，形成了危险的分裂局面。
更西边还有一个西征未归的旭烈兀，暂时还未表态支持哪一方，不知是对汗位没有兴趣呢，还是准备做渔翁呢？
而内忧就更严重了。蒙哥汗之前大举攻伐南宋，看似打得不错，胜利一个接一个，实际上大大透支了北地的国力。为了获取资源大肆征发民力，生产被耽误了不说，还产生了大量逃亡现象和民乱，因此今年的生产和税收情况很不乐观，不知几年才能恢复过来。更别说还有遗留的世侯问题，各地世侯越来越庞大，眼看着就尾大不掉了。
但忽必烈毕竟是一代雄主，在这样极端不利的环境下，果断在内政、军事、外交三条线上同时大刀阔斧地决策，以应对当前局面。
在内政上，他大量启用汉臣，前往各地精心治理，与民休息、恢复生产，准备战略物资，还采纳了王文统的提议，筹备发行北地版本的纸钞。
在军事上，他先是让各路世侯的军队返回驻地休养，准备来年再战，但却把这些军队的精华部分都留在了开平和燕京附近，组成了一支精锐的“武卫军”。
冷兵器时代的尖兵，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而这就需要充足的营养。但这时候能获得充足营养的都是什么人？不都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嘛！所以他这一手，不但增强了中央的势力，还把各世侯旗下豪强的子弟收为人质，有力地加强了对世侯的控制。只有益都李璮，从来就没往其他地方派出过军队，所以忽必烈也就没办法拿这招对付他。
在外交上，他本着远交近攻的原则，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决定先与次要对手和解。
在西方，忽必烈派出使节，封旭烈兀为“伊尔汗”，封国就在他新征服的波斯和中东地区。这一手的效果很明显，果然旭烈兀是个没多大野心的，觉得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与其冒着大风险去争夺整个蒙古帝国的大汗，还不如老老实实做个伊尔汗呢。于是他拿到这个位置之后，立刻就转而支持忽必烈了。
在东方，高丽世子王倎原先在燕京做人质，已经滞留三年之久。此时适逢老国王去世，于是忽必烈采纳廉希宪的建议，将王倎送归高丽，与高丽结束敌对状态，从东线收缩兵力加强中央的防御。同时，忽必烈还向他的重要支持者亲王塔察儿让渡了一些权力，允许后者将势力范围向辽东扩张，既收买了塔察儿，也减轻了东北方向的军事压力。
在南方，忽必烈派遣他的心腹重臣郝经为国信使，希望与南宋和谈，互市通商，顺便要点岁币，以减轻军事压力、扩大财政收入。为了表示诚意，他还要求李璮停止向南进攻，在涟水开设商市，允许南北来往。当然，这策略其中肯定也有压制李璮的成分。
三面收缩，便可集中力量向北，解决阿里不哥这个弟弟的问题。一旦搞定了内乱，集中东西两道蒙古王爷的力量，十万蒙古铁骑再次出山，那剩下几面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时间，而拖延时间主要还是看与南宋的和议，这个重担就落在了郝经身上。
郝经在忽必烈旗下一直以老好人着称，是典型的鸽派，在南宋也颇有名气。忽必烈派他去和谈，显然是在释放善意。
但是，看郝经不爽、或者不希望和谈成功的人，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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