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召见游遐，征询他的意见。游子远说：“略阳、天水诸氐、巴（巴氐是氐族的分支之一），大小百余部，原本其半数结盟，拥戴苻氏为主。其后苻氏内乱，郭将军进取略阳，摧破其盟，苻氏近乎于灭。徐库彭、句渠知，因此而逐渐雄强，有重合诸部之意。
“然而两郡内氐、羌不下五万户，今闻止得万五千众叛反，可见徐、句之势，尚不足以动摇陇上。臣意当以戎制戎，召军须等发兵往攻，并赦其协从，只剿徐、句，则乱事瞬息可平也。”
说到这里，略微顿了一顿，拱手道：“臣尚有一言，恳请明公垂听。”
裴该说有什么想法你尽管直言，不必隐晦。
游遐便道：“我晋之税，颇为苛重。使户按五十亩计，收租四斛，户出绢三匹、绵三斤，则足田之家，亩税八升——而曹魏时亩税止二升而已，且唯出绢二匹、绵二斤。魏时尚有敌国并立，租赋本较汉时为重，而我晋兴之际，西蜀已亡，旋灭东吴，国无大患，何以税重魏时近乎两倍？实不可解啊。”
裴该笑一笑，说：“此事不难解。”对于晋朝的赋税制度，他身为执政大臣，当然要做详细调研。他也确实觉得赋税过重，曾经打算轻减，是裴嶷等人说国家方用兵于胡，粮秣物资不足，尚不便更改税度——重要的是你从重改轻容易，一旦国用不足，打算增税，那阻力可就太大啦，所以还是暂且维持原状为好。
因此裴该就向游遐解释，说：“其一，前代有田赋，有户税，而大乱初敉，我晋方建，田亩户册多不完全，乃使诸郡国总核户数，暂时不及于田。所收租四斛，其实是合田赋、户税为一的，且止按每户一丁计，其实百姓家中丁壮二三人者，比比皆是。其二，国初所封诸侯过滥，计领内所收租谷及绢，三分之一入为诸侯之奉，是以不得不重赋税，以便国用。
“尚有其三，有官有品者，皆分禄田，可庇佃客，不课租赋，甚至于……可荫亲族……”
总而言之，晋代赋税制度本身没有什么大问题，问题出在社会制度上，食禄阶层过多，导致真正向国库交税的户口和田亩数反倒比曹魏时更加减少，那么为了弥补国用不足，自然就必须重赋苛敛了——西晋之亡，非止诸侯内斗、夷狄作乱，赋税太重导致老百姓活不下去，纷纷依附大族，导致地方坐大，中央衰弱，也是动乱频发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游遐毕恭毕敬地听裴该解释，完了点一点头，补充说：“明公所言是也。倘若只是按一丁户为计，户足五十亩，则租赋虽重，百姓亦未必不能承受。然而就臣所知，永嘉之前，渭谷膏腴之地，多为官宦所占，百姓户可二十亩，已算中产，还如何筹措田赋啊？二十亩，不过丁女课田之数，男子即一丁亦无可尽力，况有余丁，因何求活？
“至于远郡贫瘠之处，即便丰年，往往亩产不足二斛，即便力耕百亩，课税之后，所余亦不足一家之用。是以京兆、冯翊，官宦、大户多侵民田，民无以为生，只得附为佃客，甚至于卖身为奴婢；至于陇上诸郡，每逢荒歉，民必逃亡，多数为戎部或收留，或挟裹，戎势乃渐强……”
裴该心里正迷糊呢，心说我跟你说戎乱的问题，你为什么跟我论起赋税来了？直到听闻“戎势乃渐强”一句，精神方才一振。
就听游子远逐渐说到了正题：“至于戎部，按制，凡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虽较晋民为少，亦颇沉重。须知氐、羌杂胡多游牧为生，少植五谷，无以应官家所需，只得贩牛卖羊以实其数，中受商贾盘剥，亦无望饱食，一旦遭逢畜疫，必难求活。
“因此氐人，尤其是羌人，渐亦开垦荒地，转牧为农，然而收获甚少，仍难足数。戎部大者，其酋大往往私贿官吏，少计户数，则其情与官宦、大户不课田者略同，晋戎百姓，乃多依附为奴，以逃赋役。而其小者不能为此，便难免有铤而走险之事发生了。
“查今天水、略阳二郡乱戎，多是零星小部。至于其大部，臣此前西行抚戎，除其苛役，并请明公授以名爵，暂时不会为乱。”
说到这里，略略一顿，又道：“无论晋戎，之所以为乱，都是为苛政所逼，走投无路下方始揭竿求活罢了。倘若实有野心，欲谋割据，则此际作乱，非其时也。”
裴该连连点头，心说游遐分析得很有道理。实话说从汉末直到北魏前期，西北方向的各部戎乱就几乎从未停息过，三五年便会来这么一场，而且往往声势浩大，动不动便可啸聚二三十万乱民。自己才得秦州不久，就碰上这么一场戎乱，原本也在情理之中——即便没有裴粹的肆意妄为。
只是对于那些怀有野心的大部酋大来说，这时候造反时机很差。倘若是关中大乱，或者胡寇进逼，那么趁乱而掀起反旗来，就有相当大的可能性扩充势力，攻城取邑；然而裴该已定关中，胡寇二十万一朝覆亡，基本而言，外无急患，你这时候造反，不是自己往刀尖上怼吗，怎么可能有胜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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