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期，华夏民变四起。
太平天国声势最大，北伐军直趋直隶，西征军深入湖南。
会党方面，上海小刀会占据上海县城，福建小刀会攻占厦门，西南哥佬会大闹川、滇，捻子作乱江北。
少数民族方面，南方有壮族、苗族起义军，西北、西南有回乱。
除了太平军、会党、少数民族起义军，全国各地还盘踞着大大小小的帮会组织。
帮会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会党、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譬如青红帮、烟帮。
青红帮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水陆码头，斗争手段相对温和。烟帮则曾发动起义，震动一时。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各地公开种植鸦片。云南适合罂粟种植，所产鸦片价格较低。四川的烟贩便从云烟购烟，运往四川。
鸦片是一种大额交易，官府肆意勒索。烟贩雇佣破产农民贩烟，配置火器、刀枪，由此形成烟帮。为寻求庇护，烟帮主动向川、滇哥佬会靠拢，对抗官府索贿。
咸丰年间，烟帮首领李永和、蓝大顺在云南昭通起义，纵横川、陕、滇三省，便是帮会活动的生动写照。
之前，九江一带亦有很多帮会组织，与活跃在此地的红钱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红钱会会长朱启明是复兴会民政部副部长、卫生部长，在红钱会影响很大。在他的改造下，红钱会接受复兴会的领导，按照复兴会的理念重塑为复兴会的下级组织。
九江各地的帮会或逃或散，大多土崩瓦解。只有两个帮会不自量力，不肯解散，试图螳臂当车。一个是鄱阳湖船匪，一个是镖帮。
鄱阳湖船匪活跃在鄱阳湖上，以船为家，行踪莫定。他们本是鄱阳湖的惯匪，官府莫能征剿。复兴会攻下姑塘，全歼清军鄱阳湖水师。
清军失去水师，无力反攻南康，便招安鄱阳湖船匪。可恨的是，这些船匪作战颇为积极，时常驾着小船神出鬼没，袭扰沿岸村镇。
镖帮本是镖夫组成的帮会。九江是皖、鄂、赣三省门户，南康府横跨鄱阳湖，南达南昌，直通江西腹地。两府地处交通要道，城内有很多镖局。镖局内的镖夫便组成了镖帮。
复兴会进占九江府、南康府，镖帮生意锐减。官府、反动地主趁机拉拢镖帮，许以厚利，要他们对抗复兴会。
镖帮不自量力，竟也拉起了一支队伍，接受官府招安，在建昌南部活跃。
镖夫们勤于习武，身强力壮，组织严密，时常北上袭击建昌一带的村镇，老百姓很怕他们。
左七军本在忙着土改，无暇剿匪。
镖帮更加有恃无恐，与反动地主团练合流，人数达到千余人，叫嚣着要收复南康府。
吴捷本想等土改完成后，再集中兵力剿灭镖帮。没想到，镖帮制造了一起血腥的屠村事件，迫使吴捷不得不提前谋划剿匪行动。
2月，镖帮窜至建昌南郊的李家庄。李家庄已经完成土改，当地民兵连一边向涂家埠民兵营求援，一边率领村民奋起反抗。
镖帮人多马壮，很快便击败了民兵连。年关将近，镖帮趁机打劫，四处掳掠村里的牛、羊、年轻妇女。村民不从，镖帮恼羞成怒，竟放火烧村，将全村男女老少屠杀殆尽。
待涂家埠民兵营赶过来时，镖帮已经逃回南昌，李家庄也已经只剩下一片废墟了。
在当时民变四起的华夏，大规模屠杀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
现在网上有种言论，说太平天国运动是一种完全倒退的运动，致使中国损失五千万人口，比两次大战损失人口还要多。
这其实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
太平军杀人，清军也杀人。清军不仅杀太平军，还杀俘虏，杀老百姓，比太平军有过之而无不及。
蒙古王公僧格林沁受命剿灭捻军。捻军飘忽不定，迅如疾风，把僧格林沁耍得团团转。僧格林沁一气之下，跑到捻军大本营蒙城、亳州，把两城杀光、烧光、抢光。
湘军大佬曾国荃豪言，平生第一快事是“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不仅曾国荃如此，就连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其他大佬都极力主张杀头立威。
曾国藩办理团练之初，便私设审案局，动不动便把百姓当作叛军杀头，被人称为曾剃头，引起湖南官员侧目。
在当时民变四起的情况下，杀人立威，确实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安民”捷径。
就连以“不死、不降、不走、不战、不和、不守”遗笑后世的两广总督叶名琛，也在镇压广东天地会起义时，放纵兵勇屠杀百姓，将整村整村的广东百姓屠杀殆尽。
太平天国后期，李鸿章率淮军进攻苏州。太平军请降，英国军官戈登从中作保。淮军大将程学启擅自杀降，戈登要找李鸿章决斗，差点引起国际纠纷。李鸿章深怕朝廷怪罪，谁知朝廷却对淮军杀降行为大加褒扬。
上行下效，镖帮被江西官府招安，又有反动地主加盟，气焰更加嚣张。
镖帮屠杀李家庄百姓，手上沾满了老百姓的鲜血。不灭镖帮，复兴会威信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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