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面继续僵持着。
万历皇帝再次加压，之前是隔三岔五不上朝，从三月中旬开始，皇帝改为每日不上朝。这下好了，许多大臣原本有要事汇报，见不到皇帝只能去找四位内阁大臣。四人一看，得，大部分事情他们都没法拍板，也不敢拍板，只能暂时搁置下来。
大臣们无奈之下，只好给皇帝上奏折请示，想不到的是，这些奏折最后还是被朱翊钧“留中不发”。留中不发是古代皇帝特有的一种权利，意思是把大臣们的奏章留在宫禁之中，既不交到内阁商议，也不批示回答。
一来一回，事情不但没有顺利解决，相反还急剧恶化下去，越来越多的奏折堆积在案头，渐渐影响到了朝廷的日常运转。
私下里有部分官员对王锡爵腹诽不已：他们觉得王阁老是为了成全自己的名声，希望在这次对抗中收获流芳后世的美名，所以才宁愿被皇帝罢官，也不主动请辞。只是皇帝并不让王阁老如意，就算是被这位老臣指着鼻子数落，也不发火。
如此拖到三月底，王锡爵终于妥协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官员都指责他，说是他造成了如今的朝廷大瘫痪。王锡爵只好给皇帝上书，称自己年龄大了，不能胜任内阁工作，希望能准许其告老还乡。
朱翊钧的回应则是干脆利落得紧，连面子上的稍加挽留都没有，当即批准了申请。
不仅如此，朱翊钧还立即让原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加授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填补王锡爵之位，以示王的离职对朝廷没有丝毫影响。
赵志皋字汝迈，号濲阳，浙江金华府兰溪县人，隆庆二年的探花郎。其初时授职为编修，之后因冒犯张居正而调任广东副使，再之后改任南京太仆丞，历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祭酒。张居正逝世后，调任京师，官居兵部侍郎，去年初改任吏部侍郎至今。
赵志皋曾在兵部任侍郎，对兵部事宜和边境军队了解较深，知道有的将领确实有在兵部任职的资格，加上万历皇帝不光让他转了正，还让其入了阁，自己要是再继续阻挠钟南的任命，就显得太不识抬举。
赵志皋从政的起点不低，只是之后因与张居正政见不合而受到排挤，为官的大部分时光都在应天府度过。虽说南京应天府也是两京之一，其繁华和北京顺天府相比，也不遑多让。可是在文官们看来，只有在顺天府的官才算是真正的京官，应天府的官要么是从顺天府贬砥而来，比如朱翊钧曾经的大太监冯保之流；要么就是不受皇帝或者那些超级大臣的待见，只能远离当朝的政治中心，期待咸鱼翻身的那一天到来。
赵志皋已经是快七十岁的老头了，早已尝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有过长时间的低谷，如今猛然达到人生巅峰，却也没有失了本心。
吏部尚书郁敬没了王锡爵这个盟友，顿时软化了态度，他知道皇帝这是在敲打他——毕竟内阁的某位大学士，要是和吏部关系过深，无异于是想把持朝政，这和皇帝的平衡之道大相径庭，自是不能容忍的
没了王锡爵的反对，其他大臣本来也是持中立态度，钟南出任兵部右侍郎的事情就再无阻力。随着皇帝的用印签发，新鲜出炉的兵部侍郎钟南终于可以走马上任了。
进京之时已是四月初，好在蓟州与京师相隔不远，钟南只花了一天时间便到了目的地。
由于钟南还未在京师购置房产，只能暂时住在朝廷安排的一处客栈。原本是打算住在贤良寺的，只是钟南带有女眷，住寺庙不太方便。
在明朝时期，地方官员进京公干时，一般是很少住客栈或者会馆之类的地方，尤其是官阶相对较高的官员。为什么呢？
首先是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明朝官员的俸禄偏低。既然如此，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就很不容易了，哪里还有闲钱住客栈？而且明朝的客栈又常常与茶楼、酒肆等休闲娱乐场所混搭，堂堂朝廷命官出入其间，难免不会被人指指点点。再加上客栈人多嘴杂，比较容易发生事端，稍不注意就会惹上麻烦。另外明朝的言官数量庞大，要是被哪位御史大人发现了，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太祖皇帝有明文规定，凡是地方官员进京办事，住的地方超标的话，是会收到惩罚的。《大明律·兵律五·邮驿》规定：凡公差人员，出外干办公事，占宿驿舍正厅上房者，笞五十。就为了贪图那一时的居住舒适，会有被打五十大板的风险，自然是相当不划算。
至于会馆，则风险更大。明朝时期的会馆多为联谊、结交的同乡会性质，地方官员进京公干时住进去，很容易给御史们落下口实，毕竟从太祖他老人家开始，就极力防止官员们私下拉帮结派。好不容易有了机会进京，何必住在会馆里担惊受怕，给自己找罪受？
客栈不能住，会馆也不能住，那这些官员们，能住在哪里？
答案可能会让大家感到意外，因为他们大多会住在寺庙里。
在明朝时期，京师到处都有大大小小的寺庙，比客栈的数量还多。与大家想象中“青灯古佛”的凄凉景象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寺庙，不仅规模可观、环境优雅舒适，就是其饭菜也十分可口。加上寺庙是公开场所，任何人等都可以随便进入，外地官员住在里面，免除了客栈、会馆的是是非非，还拒绝了迎来送往。即使是有相好的同僚前来探望，也可以回赠一杯清茶，显示出自己的坦坦荡荡。这样一来，既安了皇帝的心，又让御史抓不到什么把柄，何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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