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毅和周均若性格相似，都是那种不温不火沉得住气的性子，做事情都很认真，都喜欢追求完美。
不同的是外表！
郑毅高大冷峻，不喜交际，不熟悉的人会觉得难以接近。周均若文质彬彬，谦恭随和，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让人一见就生出亲近感和信任感。
因此，两人合作起来非常默契，哪怕从未亮相的“黄埔军校战士合唱团”距离登台演唱只剩下五天时间，他俩仍然不急不躁，事无巨细慢慢商量，做好计划便严格执行，上午让合唱组和伴奏组分开练习，找出问题和不足之处加以改进，下午三点全团合练，劳逸结合，强度不大，细致周到的郑毅买乐器的时候顺便买回十几包广东凉茶，亲自煲给弟兄们喝，以便防暑降温润嗓子。
鉴于前面三首歌曲弟兄们练得很熟，周均若提议再加两首备用，以防演出前一天无法通过军校政治部审查，并强调弟兄们都已唱熟也很喜欢的《读书郎》和警卫排东征回来教授给军械所弟兄的《好汉歌》，不适合在革命宣传活动中唱，要求郑毅想办法增加两首。
郑毅考虑良久，决定选用瞿秋白先生翻译的《国际歌》，原因是这首歌已在军校学员中广为传唱，军校图书室里的《新青年》杂志上就有，符合目前国共紧密团结、携手合作的政治形势。
周均若考虑片刻同意了。
虽然孙文主义学会有些人对这首歌的歌词有异议，又是首外国歌，但并不代表主流意见，更为难得的是，这首歌旋律优美，澎湃雄壮，极富感染力，周均若也很喜欢，军械所的二十个弟兄基本都会哼上几句。
定下《国际歌》之后，郑毅立刻默写出曲谱和歌词，周均若在一旁考虑演绎方法和指挥方式，半小时后发现郑毅多写了一首《红梅花儿开》，好奇地拿过来照着曲谱哼上几句，顿时如获重宝：“这首歌哪儿来的？旋律和意境非常优美！”
郑毅对这首歌非常熟悉，没唱过一百遍也有八十遍，但他无法说出实情，只好胡说八道搪塞过去：
“在上海等船南下广州那几天，偶尔听到一位外国朋友唱，觉得好听就冒昧询问他，他告诉我这是首苏联歌曲，并告知歌词大意，于是我就记住了，感觉如何？”
“非常有意思，你是否因为演唱那天有俄国顾问团参加才特意挑选这首歌的？”周均若笑问。
郑毅想了想有点儿后悔拿出来：“如果不合适先放着吧，按规定我们只需要演唱三首歌，之前的已经够用了。”
周均若立即收起曲谱：“不不！非常合适，你翻译的歌词也很好，有一种浪漫主义精神，谁说革命军人不能有爱情？对吧？明天就练习，四天时间足够弟兄们唱熟它，还有《国际歌》，相信政治部的人也会喜欢的......哦对了，曲作者是谁？”
郑毅模糊记得这是二战时期或者之后的苏联歌曲，哪记得作者是谁：“洋人名字那么拗口我哪里记得住？如果非要写上作者名，你就写伊万、瓦西里或者弗拉基米尔****什么的，反正是俄国人。”
令郑毅做梦都没想到的是，第四天上午周均若把曲谱送到政治部审查时，两个政治干事一定要求写上词曲作者的名字，否则就是对友好苏联和顾问团的不尊重，周均若情急之下，干脆填上作曲伊万瓦西里，作词弗拉基米尔****，结果一年不到，这首歌传回苏联，很快风靡全国，搞得苏联有关部门到处寻找词曲作者。
七月二十三日，上午八点，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气温非常炎热。
军校政治部长官们带领军校血花剧社、战士合唱团等五百余人准时出发，乘坐三艘交通艇，浩浩荡荡赶往市区。
早有预见的郑毅和周均若给每个弟兄额外发了个布袋，里面装着从军需仓库借出来的全套军服和俄国支援的翻毛皮鞋，身上穿的都是旧军装，好在一路上劈波斩浪，江风习习，心情亢奋的师生们谁也不觉得热，合唱团成员多出的布袋也不显眼。
可登岸列队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五百余人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得异常难受，步行前往人山人海的人民公园更不得了，大部分师生走到半路就汗流浃背，衣衫湿透，还得扣进风纪扣、扎好武装带。
更加要命的是，整个上午全是各部门各单位在公园四周搭起高台进行革命演讲，以黄埔军校二期生为主的演讲团也在其中，公园北面区域背靠市政府的地方正在搭建演出舞台，省市两级工会和三大高校的表演团早已来到舞台周围，有的熟悉场地，有的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棚子下排练，乐器声、谈笑声和招呼声此起彼伏，好不热闹。
五百余人的黄埔军校表演团队形严整，步调一致，刚进入公园就获得各界民众和学生们的阵阵掌声。
整齐的队伍还没走到舞台侧面指定地点，中山大学和女子师范的数十名学生已经跑了过来，七嘴八舌地和熟悉的黄埔师生打招呼，却没有一个人理睬战士合唱团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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