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起头来，看着窗外渐渐变浓的夜色，徐平沉默了一会，叹息一声，对赵祯道：“天下治乱兴亡，后人评点起来，总是要说哪一个是庸君，哪一个是奸臣。天下若无这庸君奸臣，必然世道永昌。依臣看来，以天下之大，岂是一二人能够祸乱之？此事前朝或有，本朝君臣一体，祖宗家法，诸事立制，却不应该如此。秦有天下，二世而亡，指秦二世和赵高、李斯为昏君奸臣。臣言，二世和赵高固然是暴君奸臣，然而秦之亡，却不是亡在这暴君奸臣的手里。秦之亡，实因其暴政而亡，后世当引以为戒。”
赵祯道：“秦之亡于暴政，先贤论之甚明。宰相，你言以仁义之道佐朕治天下，必然是与暴政无关。突然之间，怎么说起秦之兴亡来。”
徐平捧笏：“仁义治天下，仁之一道，固无可言，而义之一字，实是一言难尽。臣言天下大事，无外文武。对内曰文治，对外曰武功。文治不可兴于外，武功不可取于内。是故文归于仁，武起于义也。对内不施不仁之政，对外不兴不义之兵，此朝廷之职也。对外称仁，不识大体，如妇人持家不分内外。满朝臣僚，对内示义，则有异心。天下大义，必操之于人主。是故臣为宰相，变法理政，当受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臣以下所言，多是受怨之事，以陛下之聪明，自能尽知。臣明言之，非欲分辨于陛下，只是告之后人，臣为政之举，多有不得己而为之之处。后人当深知，此政只是有利于此时此地，不可因循。”
后人经常讽刺中国古代，不管什么事都是皇上英明，坏了事是有奸臣。其实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不然你是想做王莽吗？自己同意来做大臣，皇帝把大权给了你，事情做砸了，不管什么原因，都得甘心受罚，哪里能够一点委屈不受。
赵祯听了，从案后站起来，对徐平道：“朕召宰相来，正要咨以治世之道，而致天下太平也。宰相何出此言？你我君臣相得，当携手并力，拯民疾苦，让天下安泰！”
“凡事，皆要一分为二，有其一利，必有一弊，因时因地而异。此时之善政，百年之后或为恶政，此时去除之弊，百年之后或有利于当世。政因于时，因于地，一时举措不能致百世之太平。为政者当深知，查其时，查其地，而用治世之术。不可因循苟且，行刻舟求剑故事。自上古而及于今世，欲变法者不可计数，成者有之，败者有之。若论变法之功无大于秦用商鞅，用商鞅之术秦富而强，终灭六国，一统天下。秦用商鞅之术变法而致国强，商鞅终受车裂之刑，后来者岂不震怖！用一术，治国者只是取其利于当时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种，时移世易，其利渐尽，弊端渐显。当此时也，治国者当别求一术，取利而暂抑其弊。以仁义行天下，此治国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于万世。道之下治国之术，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利尽弊显之时，治国者当别寻治国之术。书生不知世事通达，见一时之荣，而百年之后渐枯，则跣足而舞，告于天下。尔曹皆愚笨，蒙昧无知，为人所欺，聪明如我者，则见其功成之时，败因已种。天下之亡，不亡于某某，实亡于建大功之人也！”
听了这番话，赵祯一时怔住。就连一边记录的吴育也抬起头，看着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间怎么说出这番话来。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剧必不可能，说起来又有何用？
为什么说这番话？因为接下来徐平要讲的，就是从现在的势力人家手中夺社会生产的剩余了。他凭着前世的见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并不会真让势力人家变穷。所谓夺，也不是真地夺，只是后面的发展成果，势力人家分到的份额会变小。然而有的人就是这样，记仇不记恩，便宜没够，吃亏不玩。别人赚十贯钱他赚五贯，便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没有一个好人。有这种人在，徐平的话又说得这么明白，必然有人会在以后骂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处，还是刻薄。
话说明白，是为了后人着想。用欺瞒小术，只是赢了一时，而落骂名于后世。
说起商鞅变法，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突然记起来，前世学到的文章里，有人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这么说商鞅变法的。这个人就是苏轼，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试的时候机缘巧合，唯有他们两人一起说几句话。通过程浚，徐平知道了苏洵，不过此时的苏轼兄弟都还是刚会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这么两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来，那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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